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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内外在均衡点:BCC要义笔记

BCC

一个超越BSC

组织管理者传统偏态视角局限

直面现实

特别是中国本土实践

积累厚积薄发提出来的

一个大巧若拙的革命性理念创新

一个回归常识本真的思想方法

一个实施战略性激励管理的运作平台

一个具有纲举目张杠杆效应的操作工具

一项中国本土前沿高端新成果

按:今天才在信力健的博客上看到转载许纪霖先生两年前一篇文章《在小时代,理想主义如何可能?》(经济观察报,2013年10月31日),其中表达的,正好默契暗合了我们“平衡计酬卡”(BCC,已成书,即将由中信出版社9月份出版发行)的核心思想及其意义乃至深远应用价值。于是,如鲠在喉、急不可耐,匆匆在许先生文章基础上编辑成此博文,以与博友同仁交流。

寻找内外在价值追求均衡点:BCC的核心思想及其意义

——读许纪霖先生文摘录及感触

(一)小时代VS大时代:中国梦,中国人的梦就是什么?

什么叫“大时代”?就是一个每个人、组织、群体、民族乃至国家来说“不是死就是生”(鲁迅语)的时代。在一个大时代中,每一个社会组织成员个人自己的梦想(特别是青春梦想),与社会组织(家、国、天下)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彼此皮肉粘连,难以割舍、无法撕裂。

什么是“小时代”?用郭敬明的话说,就是每个人的“中国梦”,其“核心就是要成功,要白手起家,一路飞黄腾达,最后站在财富和地位的最高点。”千千万万像小郭一样的小生(小男生、小女生),不是富二代、官二代,而是一个偏远乡村或小镇来的,什么关系也没有,长得也不是说惊人的帅,个子也小小的,有什么呢?只有凭自己“聪明伶俐”的小脑子,一路走到来,终于成为“人上人”,于是就趾高气扬地大喊一声“我成功了”!

这在今天会激励很多(中国小青年)人,也已经成为今天“中国梦”的主流价值——成功的标志通常是“物欲化”的,用某些稀缺的财富和资源来衡量的。在当下小时代,郭敬明有很强的示范效应,他代表了中国相当一部分还在底层挣扎、又有梦想、希望往上游动的那批年轻人的梦想。中国这个社会今天变得非常畸形:似乎只有往上走,成为人上人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才能被别人看得起,最终被自己看得起。

李安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里面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只老虎,老虎代表着野心、欲望与恐惧。同样,在一个小时代里,每一个人内心当中都有个小郭。问题只是他有多大?他在你内心当中是处于主流还是边缘?

(二)青春精神VS革命理想:从传统理想主义到后理想主义

中国传统文化不是青春文化,而是老人文化。但是,未来是美好的,青年人代表着未来。晚清梁启超在《少年中国》写道:“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从梁任公开始,中国出现了一种精神,叫“少年中国”,后来“五四”时期还成立了个“少年中国学会”,出版了《少年中国》杂志。发扬光大的,就是青春精神。其实,五四运动不仅是爱国运动,还是一场青春运动。李大钊先生在一篇文章《青春》中赞道:“青年循蹈乎此,本其理性,加以努力,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乘风破浪,迢迢乎远矣,复何无计留春望尘莫及之忧哉?”而当时,毛泽东也在湘江畔,发出少年发狂:“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这种青春精神后来延续到革命者那里,异化成了“革命精神”,早年理想主义革命精神也是从青春精神中发展演化而来的。

然而,在残酷骨感的现实面前,理想往往很无奈柔软,时常遭受挫折、导致幻灭:理想主义是我们做人的宿命,但是理想的实现又是那么虚幻,究竟应该怎么办?在什么意义上来确证自己的理想?理想主义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如何确证我的生活意义?这些问题解决不了,人就没法确证自己。

虽然北岛很早就说“我不信”,但是一个不信的人是很孤独的,而按照崔健的说法,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因为孤独的人不再与宏大的目标联系起来,就变得非常渺小。我们一定要将自己的人生与某种理想和意义联系起来,但是我们曾经所信仰的那些东西都幻灭了,看不到理想有成功的时候,那怎么办?原来,出了基于“目的论”的传统理想主义而外,还有一种“后理想主义”。传统理想主义把理想建立在一个宏大的乌托邦目标之上,这种目的恰恰与过去理想主义革命悲剧一样,为了实现美好理想不惜任何代价、不择手段,哪怕践踏路边的小草都在所不惜,最后异化人性走向了其反人类反自然反动面。这是一种实质性的理想主义;而后理想主义将意义的确证应该从目的转向过程,“生命的价值就在于你能够镇静而又激动地欣赏这过程的美丽与悲伤,从不屈获得骄傲,从苦难获得幸福,从虚无创造意义。”

人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这是一个哈姆雷特式的“生-死”问题: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理想主义者来说,最有意义的不是你最后实质性地获得了什么,真正的意义在这个理想的过程;至于最后你是否实现了理想,这不是最重要的。这种人生过程论的理想主义看上去好像比较荒谬,却有深刻的哲学意蕴。

西西弗因为得罪了宙斯,被罚每天推着沉重的石头上山,但是一推到山顶,石头就会隆隆地滚下来,他的命运就是周而复始无谓地劳作。西西弗的人生是够荒谬、够悲惨的,但是他有一天想明白了,自己的命运的确很荒谬,但是只要他意识到这个荒谬,他就战胜了这个荒谬,他就成为一个永远不能被打败的英雄,因为他人生的意义不在于结果当中,而是他能够向这个荒谬的命运抗争。

西西弗精神不是西方人独有的,也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精神。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也是这个意思。鲁迅笔下的那个“过客”,明知前面是一片坟地,人家都劝他不要往前走,都是死亡和鬼魂等着你,但过客依然要往前行。这就是中国后革命年代的后理想主义。无论哪代人,并不全都生活在“希望”的田野上,大家也是从废墟里面爬过来的,有过激烈的天人交战。

(三)工具理性VS价值理性:聪明地做人上人还是智慧地做好自己?

德国大思想家马克斯•韦伯区分了两种理性: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无论欧洲基督教还是中国儒家,古老文明都是价值理性,只要目的是合理的,那么你的行动就是合理的,理想主义就是一种价值理性。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社会发生了大变化,理想主义变成非常可笑的东西,社会上下出现了一种新理性,叫做“工具理性”,特别是跨入新世纪的中国转型社会,物欲世俗化的工具理性主义渐渐占了上风。

在世俗社会里面,上帝死了,统一的价值也死了,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信仰、各种各样的神,你有你的信仰,我有我的信仰,不再有一个终极的价值判断标准。韦伯指出,现代人就采取了一个新的理性标准,用工具理性代替价值理性。终极的目的和价值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设定一个具体的、功利的目标,理性的功能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是最合理和有效的?比如说许多人要当公务员,但他不会去考虑当公务员有什么意义,是否适合自己,他考虑的只是为了考公务员,如何安排自己的行动计划。人的一生就变成设计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具体人生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些目标而采取的努力步骤。这就是工具理性的人生。

然而,一个真正有意义的人生,不是自我设计的结果,而是有一个理想的大目标,根据自己的个性和爱好,将自己打造成器,然后顺应机遇,一步步接近自己的理想。通往理想的道路,不是只有一条,而是有可能有多条。今天这个社会千变万化,人生不会跟着你的设计走,而是设计跟着人生走。因此,人生不是靠工具理性设计出来的,不是设定一个一个具体的目标,关键是让自己成为优秀的人,有理想,有抱负,但是理想和抱负又不能太具体。要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东方不亮西方亮。

可悲的是,今天这个小时代,小巧玲珑的聪明人太多,总是在窥测什么是时髦的,什么是赚钱的,就在后面跟风。但是你们发现没有,太聪明的人成不了大事。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自我,总是不断在变,结果没有一个行当他是站得住,有大成就的。如果你要成功人生大事业的话,比拼的不是看谁更聪明,而是谁更傻,是傻子精神。所谓傻子,就是对某个东西有兴趣,而是以游戏的心态去钻研,不在乎成功不成功,他的动力不是要以此换来世俗的好处,而只是自己喜欢。游戏是一种最高的境界,只有在游戏里面,你才能超越平日的焦虑感,以一种喜悦的心态来欣赏自己的努力。游戏所成就的,要么不成功,要么就是大成功。

所以,人不要太聪明,要有一股傻劲。今天看起来是为聪明人准备的时代,实际是为傻子准备的时代。你看乔布斯傻不傻?一定要去搞一个工艺与艺术完美结合的玩意儿,精益求精到了极致。这只是因为他有完美主义的追求,一种在所不惜的完美主义,这也是一种理想,竟然最后脱颖而出,成功了,而且是大成功。

没有兴趣就没有天才,天才首先是从兴趣里面产生的,不要老是去想做这事有用还是没用。有的时候,没有用的东西恰恰是有大用的。比如,在大学里面,究竟学什么?许多同学可能以为是学本领,学知识。然而,这种理解不说是错的,至少也是肤浅的。本领和知识不必到综合性大学,到一般的职业学校就可以学到,甚至效果更好。在大学里面,最重要的是要使自己成为博雅之士,一个有智慧的人。智慧这个元素,就像撒在汤里的盐一样,看不见,摸不着,但品得出来。没有盐的汤,淡而无味,缺乏智慧的知识,也是这样。智慧这个东西,看上去好像没有直接的用处,实际是有大用。一个人是否优秀,是否可以成为卓越人才,关键看有多少智慧。

近年来,许多企业家和高管热衷于学习历史、文化、哲学和宗教。我问他们为什么突然迷上了人文知识?有一个中欧国际商学院毕业的大企业高管这样告诉我:“要论管理知识,最尖端的我们都了解了、掌握了。但到我们这个层次,发现要进一步提升,必须有大智慧;而大智慧,在管理学里面是没有的,都在文史哲里面。”诚哉斯言!如果你觉得人文知识没有用,那只是说明,你所从事的工作层次还不够高,还用不上大智慧。

今天的大学生们,不少人一方面觉得自己很孤独,另外一方面很不愿意参加各种社团和公共生活。如果有交往的话,很多是通过虚拟的网络:人人网、QQ群、微信,还有微博。现实生活中的面对面交往反而少了。然而,一个人的青春,一个人的能力,一定是在公共空间里面才能获得滋养。战争年代的西南联大,最没有钱,没有图书设备,缺乏实验设备,条件是最艰苦的;然而,就是这么一所只有8年历史的临时大学,培养出了3个诺贝尔奖获得者,150个两院院士,无数个人文社会科学大家。其成功的秘诀在哪里?杨振宁先生说,我在西南联大最大的收获,不是从老师那里学来的,而是同学的相互交流获得的。许多关于学术的争论,从图书馆争论到宿舍,躺在床上,一团漆黑,还在继续争论。所以台湾中研院的院士、著名历史学家王汎森教授说过一句话:“天才总是成群结对而来。”不要以为你有一批猪一样的队友你便能成为天才,错了,天才都是成群结队而来的,猪圈里面很难出一头雄狮,因为只有通过相互磨砺,才能出人才。

现在大学的竞争氛围很浓,有时候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为了出人头地,名列前茅,都将同学当作对手,严加防范。但是,有这样一句话:不怕虎一样的对手,只怕猪一样的队友。你的队友越强,你的竞争对手越强,你也就变得越强大,一个人的水准是以他所设定的对手来衡量的。因此,与同学的深入交流,加入校园的公共生活非常重要,不要等别人带头来做,等到环境改变了再搭便车,应该自己站出来,以青春的精神、主动的精神来改善周围的环境,建立校园的公共生活。

现在越是好的公司和机关,招聘大学生的时候主要不看你出身什么专业,而是具有什么样的素质、有没有好的综合素质。具体的专业本领,只要素质够好,培养三个月、半年就能教会。但是一个人的素质没法培养,要靠四年的时间熏陶出来,而且大学四年下来,差不多已经定型了,要变也难。除了素质之外,还有气质。气质这玩意儿最虚,但是不同学校出来的学生,气质是不一样的。在素质和气质之后,第三个是品位:学术的品位、文化的品位、生活的品位。所谓品位,简单地说,是能够鉴别什么是好的、卓越的,什么是差的、平庸的。

今天大学对好学生的评价,都是一套量化指标系统,发表了多少文章,只讲数量,不求质量。这样搞下去,会离世界一流大学、诺贝尔奖越来越遥远。学术品位是这样,文化品位和生活品位同样如此。郭敬明拍的《小时代》,看上去很好莱坞,美轮美奂,声色犬马,高富帅、白富美云集,好像这就是一个大都会的贵族品位。这充满自恋的电影,其实暴露了一个从西部小城镇出来的一个年轻暴发户,对都市生活的隔膜性想象。郭敬明对什么是上海、什么是贵族、什么是文化大都会的理解是非常肤浅的,不是这部电影的技术不行,而是制作者的文化品位上不了档次。而要提高自己的学术品位、文化品位和生活品位,关键是要在校园里面有超越庸俗、超越功利的追求,这个追求,就是对人格的卓越追求。

(四)内在价值VS外在价值:青春精神就是坚韧不拔地追求内在价值

青春精神是什么?就是对内在价值、内在品质、内在卓越的追求。

2012年伦敦奥运会闭幕式上中国代表团旗手、帆船运动员徐莉佳,她从小一只眼睛的视力和耳朵的听力都不好,脚还开过一刀,但她喜欢大海,喜欢帆船,不计功利去努力,还很动脑筋,英语一流,最后战胜了众多好手,在西方人的强项、东方人从未染指过的帆船项目上,在人家家门口拿了金牌。

她发表获奖感言说:“我赢或者不赢,团队都在那里,不怨不悔。我开心或失落,朋友都在那里,不悲不喜。我安康或伤痛,父母都在那里,不离不弃。男或女,老或少,高或矮,贵或平,帆船都在那里,等着大家去玩。”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女青年,没什么特殊的东西,唯一特殊的是我对帆船的那份热爱。”是的,热爱与玩的心态,就是青春精神,是最令人珍贵难能可贵的。

美国伦理学家麦金泰尔《追寻德性》里面讲,人对利益的追求有两种,一种是外在利益,另一种是内在利益。所谓的外在利益,就是以工具理性的方式追求成功,而这个成功,可以用世俗的名利标准来衡量。外在利益是可以替换的,哪一个更容易获得名利,就从事哪一个。今天的许多人,不知道自己究竟爱好什么,鼓励自己努力的动力都是对外在利益的追求。然而,价值理性追求的却是内在利益,这种利益可以称为“金不换”,就是在从事自己爱好的事业的时候,能够获得一份独特的快乐,而这种快乐是不可交易、不可替换的,具有内在的价值和内在的快乐。

麦金泰尔认为,人虽然同时有这两种利益在追求,但对于一个完整的人生来说,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的内在利益,能够不计功利地追求自己所喜欢的东西,这是真正能够让你安身立命的意义所在。如果没有这个内在利益,即使你一生在外在利益上很成功,可能也会很痛苦、很彷徨、很纠结,因为你总是在与别人比,觉得无论是名誉还是权势,总是有不满足,比起无穷的欲望来说,你所得到和拥有的,总是有限的。然而,一旦你有了爱好,有了自己的内在利益追求,就不会与别人比,就不会用世俗的标准来看自己的人生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而是有一种乐在其中的境界。

美国著名公共知识分子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一书中,很深刻地指出知识分子就是一种业余精神,所谓业余,就是不为稻粱谋,不计功利,不在乎成败,以业余爱好的游戏状态去做,不仅可以得到真正的快乐,而且可以安身立命。不期而然地,也能干出一番大事业。乔布斯就是这样玩出来的,因为他没有将job当作一回事,最后成就了Jobs!

有趣的是,上海这所城市出了两个青春偶像:韩寒代表了青春、叛逆和个性,郭敬明代表了早熟、适从和世故。究竟是做韩寒还是郭敬明?究竟是追求内在利益还是外在利益?在这个小时代里,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韩寒,也有一个郭敬明。但是,今天想成为郭敬明的太多,想做韩寒的太少。在这个小时代里面,我们需要韩寒所象征的青春精神、叛逆精神和理想主义精神。所谓“致青春”,所致敬的,正是我们这个小时代所缺乏的一些东西。

(五)小时代VS大理想:基于BCC将个人追求与组织目标协同起来    

在一个小时代里面,个人追求内在价值目标的理想主义何以可能?

答案就是:基于平衡计酬卡(BCC)思想模型,摆脱并超越外在薪酬功利(急功近利)束缚、局限及纠缠,将自己为组织、为他人、为社会做贡献的内在价值追求、内在薪酬诉求放在重心位置,将工作当天然使命、当理想现实去做,将职业当志业、矢志不渝追求的事业去追求。

工作、事业、志业是“天职”。基督教讲天职,在人间从事的任何事(业)都与上帝的使命有关,是为上帝大自然赋予的天职,具有某种神圣感、神圣的使命感。当今社会,天职已经世俗化,转换为一种世俗的志业。也就是说,每一个行业都有自己独特的专业品位和专业价值,如果你喜欢它,对它有深刻的理解,那么你就有可能不计功利地将它做得完美,从而获得自己的内在利益和内在快乐。如果我们都能够将自己从事的工作做得完美,做到极致,不仅仅是一个养家糊口的饭碗,而且是一份安身立命的志业的话,那么这就是一种新理想主义精神了。

有人问:如果我从事的职业与我的爱好有冲突怎么办?大致有三种选择:第一种是想办法将职业发展为志业,只要是兢兢业业地做好它,追求完美,最后你会先结婚、后恋爱,即使在平凡的、枯燥的岗位上也会发现其内在的价值和境界;第二种是将爱好变为职业,业余的钻研久了,也就成为专家了,成为吃饭的职业了;第三种是饭碗与爱好并存,白天为饭碗,晚上为爱好,这大概是大部分人可以选择的方式。个人是如此,那么,群体、组织、社会,或家、国、天下呢?各个层面在内在价值追求与外在功利驱动上究竟是怎么联系、衔接和平衡的?

书匠所提出的BCC,无外乎是想在操作层面给出一个框架或平台,让人们在心中有条不紊地思考掂量一下自己究竟想要什么?追求什么?是内在还是外在、工具理性还是价值理性、利己目标还是利他过程?工作究竟对于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价值及激励意义是什么?作为一个组织管理者特别是HR工作者,你在基于组织目标推行BSC以平衡驱动财务与非财务绩效目标实现的的时候,究竟想过没有、知道不知道或践行过没有这样一个重大战略问题,即在薪酬管理层面也有一个工作内外在平衡激励的问题?应该怎么实质性、可操作性地解决这个问题?如此而已。

希望大家拭目以待我们即将推出的《平衡计酬卡》!

BCC(BALANCED COMPENSATION CARD),一个超越BSC的战略管理新工具!

链接:http://www.p5w.net/news/xwpl/201310/t20131031_360688.htm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b0011f0102vs3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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