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C
一个超越BSC
组织管理者传统偏态视角局限
直面现实
特别是中国本土实践
积累厚积薄发提出来的
一个大巧若拙的“革命性”理念创新
一个回归常识本真的思想方法
一个实施战略性激励管理的运作平台
一个具有纲举目张杠杆效应的操作工具
一项中国本土前沿高端新成果
按：今天才在信力健的博客上看到转载许纪霖先生两年前一篇文章《在小时代，理想主义如何可能?》（经济观察报，2013年10月31日），其中表达的，正好默契暗合了我们“平衡计酬卡”（BCC，已成书，即将由中信出版社9月份出版发行）的核心思想及其意义乃至深远应用价值。于是，如鲠在喉、急不可耐，匆匆在许先生文章基础上编辑成此博文，以与博友同仁交流。
寻找内外在价值追求均衡点：BCC的核心思想及其意义
——读许纪霖先生文摘录及感触
（一）小时代VS大时代：中国梦，中国人的梦就是什么？
什么叫“大时代”？就是一个每个人、组织、群体、民族乃至国家来说“不是死就是生”（鲁迅语）的时代。在一个大时代中，每一个社会组织成员个人自己的梦想（特别是青春梦想），与社会组织（家、国、天下）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彼此皮肉粘连，难以割舍、无法撕裂。
什么是“小时代”？用郭敬明的话说，就是每个人的“中国梦”，其“核心就是要成功，要白手起家，一路飞黄腾达，最后站在财富和地位的最高点。”千千万万像小郭一样的小生（小男生、小女生），不是富二代、官二代，而是一个偏远乡村或小镇来的，什么关系也没有，长得也不是说惊人的帅，个子也小小的，有什么呢？只有凭自己“聪明伶俐”的小脑子，一路走到来，终于成为“人上人”，于是就趾高气扬地大喊一声“我成功了”！
这在今天会激励很多（中国小青年）人,也已经成为今天“中国梦”的主流价值——成功的标志通常是“物欲化”的，用某些稀缺的财富和资源来衡量的。在当下小时代，郭敬明有很强的示范效应，他代表了中国相当一部分还在底层挣扎、又有梦想、希望往上游动的那批年轻人的梦想。中国这个社会今天变得非常畸形：似乎只有往上走，成为人上人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才能被别人看得起，最终被自己看得起。
李安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里面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只老虎，老虎代表着野心、欲望与恐惧。同样，在一个小时代里，每一个人内心当中都有个小郭。问题只是他有多大？他在你内心当中是处于主流还是边缘？
（二）青春精神VS革命理想：从传统理想主义到后理想主义
中国传统文化不是青春文化，而是老人文化。但是，未来是美好的，青年人代表着未来。晚清梁启超在《少年中国》写道：“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从梁任公开始，中国出现了一种精神，叫“少年中国”，后来“五四”时期还成立了个“少年中国学会”，出版了《少年中国》杂志。发扬光大的，就是青春精神。其实，五四运动不仅是爱国运动，还是一场青春运动。李大钊先生在一篇文章《青春》中赞道：“青年循蹈乎此，本其理性，加以努力，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乘风破浪，迢迢乎远矣，复何无计留春望尘莫及之忧哉？”而当时，毛泽东也在湘江畔，发出少年发狂：“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这种青春精神后来延续到革命者那里，异化成了“革命精神”，早年理想主义革命精神也是从青春精神中发展演化而来的。
然而，在残酷骨感的现实面前，理想往往很无奈柔软，时常遭受挫折、导致幻灭：理想主义是我们做人的宿命，但是理想的实现又是那么虚幻，究竟应该怎么办？在什么意义上来确证自己的理想？理想主义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如何确证我的生活意义？这些问题解决不了，人就没法确证自己。
虽然北岛很早就说“我不信”，但是一个不信的人是很孤独的，而按照崔健的说法，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因为孤独的人不再与宏大的目标联系起来，就变得非常渺小。我们一定要将自己的人生与某种理想和意义联系起来，但是我们曾经所信仰的那些东西都幻灭了，看不到理想有成功的时候，那怎么办？原来，出了基于“目的论”的传统理想主义而外，还有一种“后理想主义”。传统理想主义把理想建立在一个宏大的乌托邦目标之上，这种目的恰恰与过去理想主义革命悲剧一样，为了实现美好理想不惜任何代价、不择手段，哪怕践踏路边的小草都在所不惜，最后异化人性走向了其反人类反自然反动面。这是一种实质性的理想主义；而后理想主义将意义的确证应该从目的转向过程，“生命的价值就在于你能够镇静而又激动地欣赏这过程的美丽与悲伤，从不屈获得骄傲，从苦难获得幸福，从虚无创造意义。”
人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这是一个哈姆雷特式的“生-死”问题：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理想主义者来说，最有意义的不是你最后实质性地获得了什么，真正的意义在这个理想的过程；至于最后你是否实现了理想，这不是最重要的。这种人生过程论的理想主义看上去好像比较荒谬，却有深刻的哲学意蕴。
西西弗因为得罪了宙斯，被罚每天推着沉重的石头上山，但是一推到山顶，石头就会隆隆地滚下来，他的命运就是周而复始无谓地劳作。西西弗的人生是够荒谬、够悲惨的，但是他有一天想明白了，自己的命运的确很荒谬，但是只要他意识到这个荒谬，他就战胜了这个荒谬，他就成为一个永远不能被打败的英雄，因为他人生的意义不在于结果当中，而是他能够向这个荒谬的命运抗争。
西西弗精神不是西方人独有的，也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精神。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也是这个意思。鲁迅笔下的那个“过客”，明知前面是一片坟地，人家都劝他不要往前走，都是死亡和鬼魂等着你，但过客依然要往前行。这就是中国后革命年代的后理想主义。无论哪代人，并不全都生活在“希望”的田野上，大家也是从废墟里面爬过来的，有过激烈的天人交战。
（三）工具理性VS价值理性：聪明地做人上人还是智慧地做好自己？
德国大思想家马克斯•韦伯区分了两种理性：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无论欧洲基督教还是中国儒家，古老文明都是价值理性，只要目的是合理的，那么你的行动就是合理的，理想主义就是一种价值理性。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社会发生了大变化，理想主义变成非常可笑的东西，社会上下出现了一种新理性，叫做“工具理性”，特别是跨入新世纪的中国转型社会，物欲世俗化的工具理性主义渐渐占了上风。
在世俗社会里面，上帝死了，统一的价值也死了，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信仰、各种各样的神，你有你的信仰，我有我的信仰，不再有一个终极的价值判断标准。韦伯指出，现代人就采取了一个新的理性标准，用工具理性代替价值理性。终极的目的和价值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设定一个具体的、功利的目标，理性的功能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是最合理和有效的？比如说许多人要当公务员，但他不会去考虑当公务员有什么意义，是否适合自己，他考虑的只是为了考公务员，如何安排自己的行动计划。人的一生就变成设计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具体人生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些目标而采取的努力步骤。这就是工具理性的人生。
然而，一个真正有意义的人生，不是自我设计的结果，而是有一个理想的大目标，根据自己的个性和爱好，将自己打造成器，然后顺应机遇，一步步接近自己的理想。通往理想的道路，不是只有一条，而是有可能有多条。今天这个社会千变万化，人生不会跟着你的设计走，而是设计跟着人生走。因此，人生不是靠工具理性设计出来的，不是设定一个一个具体的目标，关键是让自己成为优秀的人，有理想，有抱负，但是理想和抱负又不能太具体。要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东方不亮西方亮。
可悲的是，今天这个小时代，小巧玲珑的聪明人太多，总是在窥测什么是时髦的，什么是赚钱的，就在后面跟风。但是你们发现没有，太聪明的人成不了大事。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自我，总是不断在变，结果没有一个行当他是站得住，有大成就的。如果你要成功人生大事业的话，比拼的不是看谁更聪明，而是谁更傻，是傻子精神。所谓傻子，就是对某个东西有兴趣，而是以游戏的心态去钻研，不在乎成功不成功，他的动力不是要以此换来世俗的好处，而只是自己喜欢。游戏是一种最高的境界，只有在游戏里面，你才能超越平日的焦虑感，以一种喜悦的心态来欣赏自己的努力。游戏所成就的，要么不成功，要么就是大成功。
所以，人不要太聪明，要有一股傻劲。今天看起来是为聪明人准备的时代，实际是为傻子准备的时代。你看乔布斯傻不傻？一定要去搞一个工艺与艺术完美结合的玩意儿，精益求精到了极致。这只是因为他有完美主义的追求，一种在所不惜的完美主义，这也是一种理想，竟然最后脱颖而出，成功了，而且是大成功。
没有兴趣就没有天才，天才首先是从兴趣里面产生的，不要老是去想做这事有用还是没用。有的时候，没有用的东西恰恰是有大用的。比如，在大学里面，究竟学什么？许多同学可能以为是学本领，学知识。然而，这种理解不说是错的，至少也是肤浅的。本领和知识不必到综合性大学，到一般的职业学校就可以学到，甚至效果更好。在大学里面，最重要的是要使自己成为博雅之士，一个有智慧的人。智慧这个元素，就像撒在汤里的盐一样，看不见，摸不着，但品得出来。没有盐的汤，淡而无味，缺乏智慧的知识，也是这样。智慧这个东西，看上去好像没有直接的用处，实际是有大用。一个人是否优秀，是否可以成为卓越人才，关键看有多少智慧。
近年来，许多企业家和高管热衷于学习历史、文化、哲学和宗教。我问他们为什么突然迷上了人文知识？有一个中欧国际商学院毕业的大企业高管这样告诉我：“要论管理知识，最尖端的我们都了解了、掌握了。但到我们这个层次，发现要进一步提升，必须有大智慧；而大智慧，在管理学里面是没有的，都在文史哲里面。”诚哉斯言！如果你觉得人文知识没有用，那只是说明，你所从事的工作层次还不够高，还用不上大智慧。
今天的大学生们，不少人一方面觉得自己很孤独，另外一方面很不愿意参加各种社团和公共生活。如果有交往的话，很多是通过虚拟的网络：人人网、QQ群、微信，还有微博。现实生活中的面对面交往反而少了。然而，一个人的青春，一个人的能力，一定是在公共空间里面才能获得滋养。战争年代的西南联大，最没有钱，没有图书设备，缺乏实验设备，条件是最艰苦的；然而，就是这么一所只有8年历史的临时大学，培养出了3个诺贝尔奖获得者，150个两院院士，无数个人文社会科学大家。其成功的秘诀在哪里？杨振宁先生说，我在西南联大最大的收获，不是从老师那里学来的，而是同学的相互交流获得的。许多关于学术的争论，从图书馆争论到宿舍，躺在床上，一团漆黑，还在继续争论。所以台湾中研院的院士、著名历史学家王汎森教授说过一句话：“天才总是成群结对而来。”不要以为你有一批猪一样的队友你便能成为天才，错了，天才都是成群结队而来的，猪圈里面很难出一头雄狮，因为只有通过相互磨砺，才能出人才。
现在大学的竞争氛围很浓，有时候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为了出人头地，名列前茅，都将同学当作对手，严加防范。但是，有这样一句话：不怕虎一样的对手，只怕猪一样的队友。你的队友越强，你的竞争对手越强，你也就变得越强大，一个人的水准是以他所设定的对手来衡量的。因此，与同学的深入交流，加入校园的公共生活非常重要，不要等别人带头来做，等到环境改变了再搭便车，应该自己站出来，以青春的精神、主动的精神来改善周围的环境，建立校园的公共生活。
现在越是好的公司和机关，招聘大学生的时候主要不看你出身什么专业，而是具有什么样的素质、有没有好的综合素质。具体的专业本领，只要素质够好，培养三个月、半年就能教会。但是一个人的素质没法培养，要靠四年的时间熏陶出来，而且大学四年下来，差不多已经定型了，要变也难。除了素质之外，还有气质。气质这玩意儿最虚，但是不同学校出来的学生，气质是不一样的。在素质和气质之后，第三个是品位：学术的品位、文化的品位、生活的品位。所谓品位，简单地说，是能够鉴别什么是好的、卓越的，什么是差的、平庸的。
今天大学对好学生的评价，都是一套量化指标系统，发表了多少文章，只讲数量，不求质量。这样搞下去，会离世界一流大学、诺贝尔奖越来越遥远。学术品位是这样，文化品位和生活品位同样如此。郭敬明拍的《小时代》，看上去很好莱坞，美轮美奂，声色犬马，高富帅、白富美云集，好像这就是一个大都会的贵族品位。这充满自恋的电影，其实暴露了一个从西部小城镇出来的一个年轻暴发户，对都市生活的隔膜性想象。郭敬明对什么是上海、什么是贵族、什么是文化大都会的理解是非常肤浅的，不是这部电影的技术不行，而是制作者的文化品位上不了档次。而要提高自己的学术品位、文化品位和生活品位，关键是要在校园里面有超越庸俗、超越功利的追求，这个追求，就是对人格的卓越追求。
(四）内在价值VS外在价值：青春精神就是坚韧不拔地追求内在价值
青春精神是什么？就是对内在价值、内在品质、内在卓越的追求。
2012年伦敦奥运会闭幕式上中国代表团旗手、帆船运动员徐莉佳，她从小一只眼睛的视力和耳朵的听力都不好，脚还开过一刀，但她喜欢大海，喜欢帆船，不计功利去努力，还很动脑筋，英语一流，最后战胜了众多好手，在西方人的强项、东方人从未染指过的帆船项目上，在人家家门口拿了金牌。
她发表获奖感言说：“我赢或者不赢，团队都在那里，不怨不悔。我开心或失落，朋友都在那里，不悲不喜。我安康或伤痛，父母都在那里，不离不弃。男或女，老或少，高或矮，贵或平，帆船都在那里，等着大家去玩。”“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女青年，没什么特殊的东西，唯一特殊的是我对帆船的那份热爱。”是的，热爱与玩的心态，就是青春精神，是最令人珍贵难能可贵的。
美国伦理学家麦金泰尔《追寻德性》里面讲，人对利益的追求有两种，一种是外在利益，另一种是内在利益。所谓的外在利益，就是以工具理性的方式追求成功，而这个成功，可以用世俗的名利标准来衡量。外在利益是可以替换的，哪一个更容易获得名利，就从事哪一个。今天的许多人，不知道自己究竟爱好什么，鼓励自己努力的动力都是对外在利益的追求。然而，价值理性追求的却是内在利益，这种利益可以称为“金不换”，就是在从事自己爱好的事业的时候，能够获得一份独特的快乐，而这种快乐是不可交易、不可替换的，具有内在的价值和内在的快乐。
麦金泰尔认为，人虽然同时有这两种利益在追求，但对于一个完整的人生来说，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的内在利益，能够不计功利地追求自己所喜欢的东西，这是真正能够让你安身立命的意义所在。如果没有这个内在利益，即使你一生在外在利益上很成功，可能也会很痛苦、很彷徨、很纠结，因为你总是在与别人比，觉得无论是名誉还是权势，总是有不满足，比起无穷的欲望来说，你所得到和拥有的，总是有限的。然而，一旦你有了爱好，有了自己的内在利益追求，就不会与别人比，就不会用世俗的标准来看自己的人生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而是有一种乐在其中的境界。
美国著名公共知识分子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一书中，很深刻地指出知识分子就是一种业余精神，所谓业余，就是不为稻粱谋，不计功利，不在乎成败，以业余爱好的游戏状态去做，不仅可以得到真正的快乐，而且可以安身立命。不期而然地，也能干出一番大事业。乔布斯就是这样玩出来的，因为他没有将job当作一回事，最后成就了Jobs！
有趣的是，上海这所城市出了两个青春偶像：韩寒代表了青春、叛逆和个性，郭敬明代表了早熟、适从和世故。究竟是做韩寒还是郭敬明？究竟是追求内在利益还是外在利益？在这个小时代里，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韩寒，也有一个郭敬明。但是，今天想成为郭敬明的太多，想做韩寒的太少。在这个小时代里面，我们需要韩寒所象征的青春精神、叛逆精神和理想主义精神。所谓“致青春”，所致敬的，正是我们这个小时代所缺乏的一些东西。
（五）小时代VS大理想：基于BCC将个人追求与组织目标协同起来
在一个小时代里面，个人追求内在价值目标的理想主义何以可能？
答案就是：基于平衡计酬卡（BCC）思想模型，摆脱并超越外在薪酬功利（急功近利）束缚、局限及纠缠，将自己为组织、为他人、为社会做贡献的内在价值追求、内在薪酬诉求放在重心位置，将工作当天然使命、当理想现实去做，将职业当志业、矢志不渝追求的事业去追求。
工作、事业、志业是“天职”。基督教讲天职，在人间从事的任何事（业）都与上帝的使命有关，是为上帝大自然赋予的天职，具有某种神圣感、神圣的使命感。当今社会，天职已经世俗化，转换为一种世俗的志业。也就是说，每一个行业都有自己独特的专业品位和专业价值，如果你喜欢它，对它有深刻的理解，那么你就有可能不计功利地将它做得完美，从而获得自己的内在利益和内在快乐。如果我们都能够将自己从事的工作做得完美，做到极致，不仅仅是一个养家糊口的饭碗，而且是一份安身立命的志业的话，那么这就是一种新理想主义精神了。
有人问：如果我从事的职业与我的爱好有冲突怎么办？大致有三种选择：第一种是想办法将职业发展为志业，只要是兢兢业业地做好它，追求完美，最后你会先结婚、后恋爱，即使在平凡的、枯燥的岗位上也会发现其内在的价值和境界；第二种是将爱好变为职业，业余的钻研久了，也就成为专家了，成为吃饭的职业了；第三种是饭碗与爱好并存，白天为饭碗，晚上为爱好，这大概是大部分人可以选择的方式。个人是如此，那么，群体、组织、社会，或家、国、天下呢？各个层面在内在价值追求与外在功利驱动上究竟是怎么联系、衔接和平衡的？
书匠所提出的BCC，无外乎是想在操作层面给出一个框架或平台，让人们在心中有条不紊地思考掂量一下自己究竟想要什么？追求什么？是内在还是外在、工具理性还是价值理性、利己目标还是利他过程？工作究竟对于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价值及激励意义是什么？作为一个组织管理者特别是HR工作者，你在基于组织目标推行BSC以平衡驱动财务与非财务绩效目标实现的的时候，究竟想过没有、知道不知道或践行过没有这样一个重大战略问题，即在薪酬管理层面也有一个工作内外在平衡激励的问题？应该怎么实质性、可操作性地解决这个问题？如此而已。
希望大家拭目以待我们即将推出的《平衡计酬卡》！
BCC（BALANCED COMPENSATION CARD），一个超越BSC的战略管理新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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