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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吗?

你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吗?
1973年8月23日,两名有前科的罪犯JanErikOlsson与ClarkOlofsson,试图抢劫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内最大的一家银行,未曾想遭遇警察埋伏失败后,挟持了一男三女四位银行职员,将他们扣压在保管库内。匪徒提出的条件是,释放在押的同伙,保证他们安全出境,否则将人质一个个处死。经过六天的包围,警方设法钻通了保管库,用催泪瓦斯将人质和劫匪驱赶出来,狙击手同时作好了危急情况下击毙劫匪的准备。然而,接下来发生的情况大出人们的意料,离开保管库后,三名人质反而将劫持者围了起来,保护他不受警方的伤害。几个月后,这四名遭受挟持的银行职员,仍然对绑架他们的人显露出怜悯的情感,他们拒绝在法院指控这些绑匪,甚至还为他们筹措法律辩护的资金,他们不仅不痛恨歹徒,反而对歹徒非但没有伤害他们却对他们照顾的感激,并对警察采取敌对态度。更甚者,人质中一名女职员Christian竟然还爱上劫匪Olofsson,并与他在服刑期间订婚。

这两名抢匪劫持人质达六天之久,在这期间他们威胁受俘者的性命,但有时也表现出仁慈的一面。在出人意料的心理错综转变下,这四名人质抗拒警方营救他们的努力。对此,社会学家见过追踪研究发现:掳人者与遭挟持者之间的这份感情结合,并非这起斯德哥尔摩银行抢案的一宗特例,而是代表了一种普遍的心理反应,类似情况,从集中营的囚犯、战俘、受虐妇女与乱伦的受害者,普遍存在。例如,1976年,法航139次班机被恐怖分子劫持到乌干达的恩德培机场。根据一名叫达维森的女人质回忆,劫持过程中,留给她强烈印象的不是恐怖分子如何凶神恶煞,如何殴打、虐待旅客,而是每当恐怖分子头目发表演说时,全机舱里就会发出如潮的掌声。她说:“现在,只是现在,我才理解,当人们想活命时,是最容易受骗的。”

据专家研究,原来人性能承受的恐惧有一条脆弱的底线。当人遇上了一个凶狂的杀手,杀手不讲理,随时要取他的命,人质就会把生命权渐渐付托给这个凶徒。时间拖久了,人质吃一口饭、喝一口水,每一呼吸,他自己都会觉得是恐怖分子对他的宽忍和慈悲。对于绑架自己的暴徒,对他的恐惧会先转化为对他的感激,然后变为一种崇拜,最后人质也下意识地以为凶徒的安全,就是自己的安全。这种屈服于暴虐的弱点,就叫“斯德哥尔摩精神综合征”(Stockholm Syndrome)。从进化心理学及发展心理学的观点来看,人是可以被驯养的,新生婴儿会与最靠近的有力成人形成一种情绪依附,以最大化周边成人让他至少能生存(或成为理想父母)的可能,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可能是由此发展而来,这是“角色认同防卫机制”的重要范例。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候群表现出这样一种强弱互动博弈形成的心理转变,即:被害的弱势者在长期受到侵害他们的强势者支配之下,最后终于放弃了反抗,转而认同强势者以期获得安全感。施加转变转变的强势者必须具备如下几个行为特征:第一,他是能掌握你生死命运的;第二,他身上有让你能产生认同或吸引你的东西;第三,他对你有某种意义上的恩惠,特别是在可以处死你的时候没有处死你;第四,他能够控制你得到的信息;第五,现实的情境或他构建出的情境能让你觉得你们是在同生死共安危。处以弱势的受害者的行为特点这是:尽最大的努力不去激怒或挑衅加害者;受害者这样做的时候,也渐渐失去自我意识,直到完全接受加害者的观点;假如受害者现在用加害者的眼光来看世界,他们就不再渴望自由,结果是当救援到来时,受害人可能会抗拒营救。通常,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受害者会经历以下四大历程:1.恐惧,因为突如其来的胁迫与威吓导致现况改变;2.害怕,垄罩在不安的环境中,身心皆受威胁;3.同情,和挟持者长期相处体认到对方不得已行为,且并未受到“直接”伤害;4.帮助,给予挟持者无形帮助如配合、不逃脱、安抚等,或有形帮助如协助逃脱、向法官说情、一起逃亡等。

你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吗?

推而广之,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制造者,可以是一两个绑匪,也可以是一个组织,当然也可以是一个国家机器。受害者可以是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也可以是一群人,整个国家。从心理学与精神病理学上来看,这是一种针对个人的现象;然而,就以个体为元素的社会心态而言,历史也呈现出一种社会群体性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用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看待社会,甚至检讨历史,尤其是观照专制极权统治。也就是说,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不论是在医学范畴,还是在政治学、历史学范畴内,都存在一个生理学上的条件反射原则,即面对外部强大的压力,尤其是死亡威胁,所有生物都会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服从。这造成的结果是,每一种动物,包括人在内,都有被驯养的可能。

基本需求是一个底线,有吃有喝,生命得以延续,面临暴力的强权,只有低头才能获得延续生命的可能,这或许是源于本能反应。就像人类在驯化狗的时候,常常以食物为引诱,辅之以鞭子,让他做什么,他才会做什么;同时,随着这个驯化过程,狗对主人也形成依赖的习惯与情感。这种行为表现在人类社会,就是专统治者对臣民的驯化,是通过各种暴力的体罚(例如游街、严打等惩戒性机制)、规范化的思想教育(例如革命大批判、儒家五伦等宣传说教渗透洗脑)以及适时的小恩小惠(例如封官进爵、名誉称号、英雄模范等笼络人心的奖励机制)而实现的,结果是培养出大量“为绑匪打掩护”的顺民、良民。

在极权社会里,统治者与臣民的关系可类比为绑匪与人质的关系,而臣民都将与人质一样,全部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患者。由此,臣民无疑符合四个形成斯症的基本条件:(1)强大的、令人恐怖的暴力机器使每一个想要与之作对的人都将受到生命的威胁,“犯上作乱者”以谋逆大罪杀无赦,并通过“杀一儆百”反复宣传使人人皆知,目的正是要使民众“人质”切实相信生命正受到威胁;(2)极权统治者如劫匪一样知道“手中有人质就等于握住了生的机会”,他不会让臣民死,而只是让他们“苟延残喘”维持生命,聪明的专制者一般不会将臣民逼到“想做奴隶而不得”的地步,并不时施以“小恩小惠”让臣民感恩戴德,以便长期榨取他们并保证自己统治权力的持续存在和长期稳固;(3)极权专制者会不择手段、不惜一切代价封锁信息,禁言毁谶、忌词讳语、焚书坑儒是所有专政者控制舆论宣传的基本倾向和手法;(4)在专制社会里,民众只有两种选择,即苟延残喘地“生”与无比惨烈地“死”:不想做“暴民”被国家“绑匪”一枪毙了,就只好做“顺民”适应被统治、满足被挟持,由国家“绑匪”培养成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这是一种“无路可逃”的境地、别无选择的余地。结果一目了然,只要是在专政社会里能够存活下来的,都无不成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他们最初惊恐,接着会局部的、微弱的反抗,发现反抗无效就倾向于默认与接受被挟持、被统治的现状,最终成为习惯被挟持、依赖被统治甚至崇拜这些“国家绑匪”的服服帖帖顺民。

你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吗?

个人是国家的摹本,个人的心理变化会呈现出国家与社会的价值取向;个人的精神状态将组合成国家与社会的群体精神状态。人质依赖绑匪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病理形成模式,也正是顺民服从专统治的一个国家政治摹本。等到这种病症日益严重化,国家与臣民形成了一种管理与被管理的习惯形式,不论这种形式是暴力的还是教化的,是怀柔的还是高压的,总之,习惯已经建立起来,社会秩序会进入平衡状态。

然而,如果绑匪被执法部门制服了,人质被“解救”出来,这种平衡不论从个人的心理上还是此后与人相处上都被打破,这个当年的人质,也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具有两种十分明确的行为趋向:或者寻求重新被人沦为人质,或者寻求将别人沦为自己的人质,总之,要重建这种绑匪与人质的相处平衡。引而申之,这个绑匪与人质的关系摹拟到臣民与专统治者动态关系上,如果原有的“国家绑匪”被取代、被打倒,那么社会的人质即臣民就被解救出来;但与此同时,传统统治框架中的社会平衡也同样被打破、被破坏,那么被解放的臣民顺民即“社会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也呈现出两种十分明确的行为趋向:或者寻求重新做顺民的机会,这就是那些前朝遗老们的普遍心态;或者寻求让别人做顺民,这正是陈胜、刘邦、黄巢以及朱元璋等农民起义领袖的典型病理症状。从满清入关时“留发才留头”,到200多年后辛亥革命“留头不留发”,一批批已经身患斯德哥尔摩综合重症的“人质”(被侵略与奴役的臣民),一次次希图在心理上、精神上对“旧绑匪”的依赖而痛苦地适应“新绑匪”的劫持及其威胁“顺民人质”的方法,是一种多么惨烈鬼虐的(人质向绑匪靠拢被驯养)中国式历史画面。 

你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吗?

人类有一种原始的渴望,那就是对英雄的崇拜。这里的“英雄”,并非单纯说绑匪就是英雄,而是说英雄形象与绑匪之间存在某种关联。人类作为一种动物,其原始本能保留着一种处理问题的极端方法,这也是一个底线,即通过肢体冲突来解决问题,例如争夺食物、争夺配偶等利益。在无礼可讲的情况下,动手成为唯一可行的办法。谁施暴的力量大,谁就成为新的统治者与支配者,“唯兵强马壮耳”,“枪杆子里出政权”,说到底这是一个原始信条,即“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以成败论英雄。手中掌握对人质生杀予夺大权的绑匪就是以“胜者”的姿态,获得人质潜意识的心灵崇拜与倾慕。就个人而言的,在国家社会公共领域,多数人对专制君王、伟大领袖完全是出自本能的倾慕与崇拜。他们是“圣上”,是“主子”,是人们理想的“天子”、“大救星”,是全民膜拜的“偶像”、“救世主”。在斯德哥尔摩社会综合症患者心目中,秦始皇、汉武帝、成吉思汗、康熙大帝、拿破仑、斯大林、蒋介石、萨达姆、金日成等独裁者一定都是伟大光荣正确的英明领袖。

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在极权专制社会里,如果没有“英雄”,没有“伟大领袖”、没有“核心”,人们会感到恐慌,会故意呼吁出一个“大救星”或“救世主”。从这个意义上说,张艺谋定是一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他通过《英雄》这部影片表达了对秦始皇这个国家“绑匪”的倾慕,并且主观地将当时的六国人全部假想为呼吁统一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其实,他搞错了,七国时代的人还不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心中没有呼唤“核心”来绑架天下的冲动,秦始皇对天下人的劫持是中国人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候群像形成之开端。如果一名恐怖分子用枪顶着你的太阳穴,然后轻柔地对你说:“人的最高权利是生存权”,你会不会感到分外恐惧?会不会本能地顺从他?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你将是一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

你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吗?

本文转引改编自:张轲风《人是可以被驯养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2011-07-11 12:17:18

链接:http://site.douban.com/106407/widget/notes/335509/note/160783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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