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度输入“恶妈虐儿”，各地陆续发生N多极端事件就会映入眼帘：

8岁的小姑娘欣欣离开河南外婆家来到深圳妈妈的怀抱，却从此开始了梦魇般的人生苦痛……1912年11月1日的下午，当她在深圳的大鹏新区，慢慢闭上充满恐惧的双眼死去时，她或许还在想着：原谅妈妈的粗暴，等伤痛过后再帮妈妈做家务，帮弟弟洗澡穿衣服。然而，她那么不舍的离开人世，却没有换来妈妈一丝忏悔。这个狂躁的中年女人，考虑的却是，如何把女儿焚尸灭迹来掩盖自己的罪行。

1913年12月13日法治晚报报道：日前，一名狠心母亲，在东莞街头公然拖拉狂打虐待幼女，先是用脚狠狠的踩跺，然后像拖死狗一样丢到马路上狂抽孩子屁股。警方到场了解情况，女子怒吼："我不仅让她哭，还让她死！我这是在教育！关你甚麼事，你又不是我家亲戚！"

2015年1月5日网易河北讯 ：近日有网友上传了一段视频，一位恶毒的年轻妈妈在大街上虐待女儿，对孩子狠劲毒打，并提起来扔到地上，对孩子像扔破抹一般，孩子趴在地上哇哇大哭，引来众人围观。路过的巡警停下车，上前拍照询问，却遭到女子爆粗口大骂，甚至要枪下巡警的手机，看到周围群众也在录像，她边骂边威胁说再录就摔掉手机，好不刁蛮的妈妈，好不可怜的娃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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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妈虐子儿感恩。从进化心理学及发展心理学的观点来看，人是可以被驯养的，新生婴儿会与最靠近的有力成人形成一种情绪依附，以最大化周边成人让他至少能生存（或成为理想父母）的可能性，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可能是由此发展而来，这是“角色认同防卫机制”的重要范例。

从“恶妈虐子儿感恩”，到“捂着伤口唱赞歌”，有着一脉相承的社会心理及制度文化逻辑，的确是一种荒诞病态的群体国民性。这里举一个受虐20年但依然感恩恶妈并感动千万家亿万人的好儿子故事。

“当代牧马人”曲啸：
　　1932年出生于辽宁省金县，父母以挖煤为生；
　　1951年大年初一，父亲被苏联汽车轧死；
　　1953年考入东北师大；
　　1957年被打成“右派”，不久被开除公职并送劳教，与第一任妻子离婚；
　　1961年10月，右派摘帽，到嫩江草原放马兼做小学教师；
　　1965年被遣送回辽宁盘锦县，在新安农场小学教书，并与妇女队长冯玉兰结婚；
　　1966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1968年被判20年有期徒刑；
　　1979年被无罪释放，后任中宣部局级调研员。
　　曲先生的“著名头衔”，源自1982年由谢晋执导并在全国热映的电影《牧马人》，影片改编自张贤亮的小说《灵与肉》，原本与曲啸无关，但几年后因演讲而出了名的曲先生，人们发现他也有在嫩江草原放马的经历，“当代牧马人”的头衔便应运而生。

一时间，人借影势，影借人威，人们便把影片和小说里的主人公说成是曲啸本人，曲先生也便超越“启迪青年心灵的灵魂工程师”北京师范学院教授李燕杰、“党的文艺工作者”中央歌舞团演员彭清一而位列“新中国三大演讲家”之首。其实，单就演讲本身而言，李的忽悠劲更大一些，诸如“西点军校学雷锋”等著名桥段，都是李炮制的，曲先生算不上第一。

每次做“心灵鸡汤”式演讲，曲先生通常都是“以激动的心情”回忆了他在舞蹈演出中第一次见到伟大领袖并有幸握了毛一个手指头的场面，而后诉说当年不堪回首的往事，“我也有跟你们一样……的机会，可是，我却被打成右派还进了监狱。”从1957年被打成“右派”到1979年无罪释放，期间共接受“妈妈”长达22年折磨的经历，但最后落脚点都是“D就是妈妈，妈妈打错了孩子，孩子是不会也不应该记仇的！”，以感恩戴德、涕不成声的情形结束。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曲啸到北美给留学生做巡回演讲。当时有两位从台岛来在美当历史学教授的”爱国华侨“，由于恨透了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统治，于是就反过来热爱自己并不熟悉的共产党，并拒绝参加台联谊会而专门参加大陆联谊会听曲先生演讲。

听了曲先生的诉说，在国内听惯了说教的留学生们并没有感到异常，但经常向大陆学生控诉蒋介石独裁残忍的爱国愤青教授汪荣祖却“不正常”了。他脸色通红，站起来激动地说：“我过去只知道蒋介石国民党是如何独裁，如何玩政治，不诚实，专门欺骗台湾人说共产党毛主席是多么独裁，多么血腥，多么残酷地对待不同政见者。对国民党的宣传我从来都反着读，绝不相信国民党的骗子把戏，而真心相信大陆共产党的报纸，因为那些报道都是跟国民党的说法相反的。可是今天，曲啸教授的句句血声声泪的控诉简直是太邪乎，太令人愤怒。”汪那种被欺骗后幡然醒悟的愤怒情绪已无法阻止：“什么亲娘，可如此长期地打自己的孩子，那还是亲娘吗？比后娘都残忍，还有什么资格要求被虐待的孩子忠诚于她？母亲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在任何文明国家都是非法的，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的。”
　　这种失控的可怕局面，曲啸教授在国内从未遇到过，他的嘴唇在颤抖，他的腿也在颤抖，突如其来的打击如同晴天霹雳打得他晕头转向，他不知道是该坐下听，还是继续站着等待问问题的讲完后给出回答……他那极端心理崩溃的眼神在苍白的脸上折射着死人般的昏暗，令你感到寒冷和哀凉，那已经不是失望，那是一种将心灵的伤疤赤裸裸揭开后显现的绝望。
　　可以想象，在汪愤青这么一击之下，曲啸万般苦痛浮于眼前，千种思绪涌上心头：
　　——他想起了本来是父亲被苏联汽车轧死反而被东北师大的革命者指责他“与苏联有仇”并进而定他个“诬蔑苏联外交政策罪”一事，这是他被打成右派的三大罪名之一；
　　——他想起了因自己谴责调戏女同学的领导反而被学校党委指责他“目无党组织”并定了个“反党罪”一事，这是他被打成右派的三大罪名之二；
　　——他想起了要求儿子抚养权时法官那轻蔑的回答：“右派要什么孩子？”；
　　——他想起了11年铁窗生涯；
　　……
　　是的，一桩桩，一件件，都是撕心裂肺的痛楚，这不是“青年教育专家”头衔可以补偿的，也不是风光的“当代牧马人”桂冠可以抚慰的，更不是一句“母亲打孩子”就可以释怀的。

曲啸回国不久，大脑就出了毛病，1991年9月瘫痪，2003年8月病逝。

曲啸现象，犀利公称之为“捂着伤口唱赞歌”,并引出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刻反思的问题：历经22年磨难的曲啸，神经不可谓不坚强，为何被汪先生的几句发言就轻易击倒了呢？同样的报告内容，为什么国内听众认同“恶妈虐子儿感恩”说教，不仅认为很正常甚至还感激涕零，而来自外域的一介书生却能够极简明地道出一个常识——如此受虐经历说明那比后娘都残忍？

对于曲啸的心理崩溃，有一种分析颇有见地：“曲啸不是一个纯粹的骗子，因为他的宣传除了骗别人，还有自欺＋自我实现的成分。他对于他自己给别人那套说法是有一定真诚的，否则的话，即使他的宣传术被人家道破，也不会崩溃。”

人们可能会说：曲啸不记仇可以理解，但反过来唱赞歌却令人费解。其实不知，长期假大空洗脑宣传可以将人性扭曲到无耻的地步：在清楚地知道欺骗不了他人的情况下，只要还能说服自己，他就可以继续自欺下去；只有当完全不能说服自己时，精神支柱才轰然倒塌，精神分裂便在所难免。曲啸先生在汪发言时突发精神崩溃，一定是因为说服不了自己了，一定是无法再强迫自己捂着伤口唱赞歌了。

对于长期受虐待的孩子来说，令人惊异的是，如果他遭到厄运，甚至自己变成被迫害的牺牲品，被整肃出家门，被送进孤儿院、贫民窟或苦役营，甚至魔鬼般的母亲吞噬他的骨肉，他也不会动摇。被洗脑后的曲啸们失去了判断常识的能力，也失去了正常的逻辑推理能力，以至于从受迫害22年还能够“泰然自若”地华丽转身，变成进一步给别人洗脑、让他人握着伤疤唱赞歌的演讲家，其背后支撑的心理基础和变态逻辑就是：虐待你越厉害者越伟大，越迫害你而你却越爱它，那么你就越伟大。许多被平反的“右派”，听曲啸的报告以至于感慨泣涕，甚至登上本单位的小舞台也作起了报告，就是基于上述逻辑，一方面认为组织伟大，另一方面又觉得自己也挺伟大。坦率地承认，犀利公当年没少听曲、李二人的报告，也是感动非常，持有的正是这样的心理逻辑。

更加可怕的是，这种“恶妈虐子儿感恩，捂着伤疤唱赞歌”变态逻辑，有自然拓展传染性，以及“母亲打儿子论”，还有许多新的变种。

前些年，CCTV有个最会煽情、每年春晚都将全国人民煽忽得“落花流水”的著名美女主持人，她通常从“我代表电视机前的观众”开口说话，在劝导民众不要埋怨官府以及解释自己在政协会上从不投反对票时，说过几句名言：“我爱国，我不添乱，从不反对或弃权……就像一个家里一样，特别知道自己父母不容易……你还得体谅父母，得知道父母的难处……这就像孩子能理解父母在抚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有时候顾得上老大顾不上老二。”这位著名女士穿上“爱国”的盔甲来为自己不给“父母”添乱作辩解，企图占据道德制高点，以阻止别人“添乱”。这其实就是当年曲啸“恶妈虐子儿感恩”在新时代的新变种。

犀利公认为，热衷于捂着别人的伤口唱赞歌的犬儒，千百年来从未断绝，文革时代尤甚。新时代的文犬们更是练就了一身与时俱进的功夫，每当灾难（多是人祸）发生时，他们首先嗅到的总是诸如“领导干部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之类的闪光点，对灾难背后的贪腐和渎职刻意掩藏，炮制出一篇篇充满谄媚和冷血的犬文。只有巩固能够继续创造失误的体制，才能为组织源源不断地提供“领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战胜N年不遇之自然灾害”以证明其伟大的机会，如同无良软件商先制造病毒然后再向群众证明其杀毒软件好使一样。
　尽管后苏联时代不再是典型意义上的极权主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也逐步从极权时代走向了威权时代，但别忘了，那部“恶妈虐子儿感恩”强大洗脑宣传机器还在！

        本文转引改编自犀利公《极权主义的扭曲、诱惑及变种——对曲啸现象和郭沫若现象的反思》（2011-04-03 06:21 ）​链接：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pl/sx/article_2011040232828.html

http://news.e23.cn/content/2012-12-21/2012C210000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