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匠听说并注意到有个叫“郭沫若”的大人物，是他老人家针对两个国民大事件所做的两个大作。

一是1976年英明领袖华主席一举粉碎四人帮后所做的《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 ，当时大街小巷高音喇叭都有男高音慷慨激昂地颂唱这首s神曲“水调歌头”：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 自比则天武后， 铁帚扫而光， 篡党夺权者， 一枕梦黄粱。 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 真是罪该万死，迫害红太阳，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 拥护华主席， 拥护党中央。

那时候，我正上中学，听了郭才人如此“新诗词”，特别是那句“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感到写得真是无比精彩，简直是出神入化，于是也自信满满，以为写诗填词原来也这么容易，不就是编写个顺口溜吗？这我也会！如此这般模仿下来，从那时起就落下个“爱说顺口溜”的还毛病，至今都改不了。

另一个大事件，就是一九七八年三月三十一日郭沫若先生以中国科学院院长身份在全国科学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科学的春天》，在这篇著名范文中，作为中学生的我学了很多作文套用词语。

诸如：“百感交集，思绪万千”呀，什么“大批仁人志士，满腔悲愤，万种辛酸”，什么“暗无天日”、“颠沛流离”、“含辛茹苦”呀，什么“无微不至的关怀”、“突飞猛进的发展”呀，什么“一桩桩、一件件的往事都涌上心头，好象就在眼前一样”呀，什么“饮水思源，我们怎能不万分感激和无限缅怀伟大领袖……”，什么“万恶的XXX“对……“百般摧残”、“横加迫害”，妄图……“蚍蜉撼树谈何易”，什么“现在，我们可以扬眉吐气地说……”“……确实是一去不复返了！"还有叶帅的”光辉诗篇“——“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以及恩格斯在谈到十六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曾经说过“那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以及要做“时代的巨人“，”政治上、文化上的巨人“，”自然科学和其他方面的巨人”等等等等各式各样这样那样的“巨人”，还学到了“头悬梁，锥刺股”成语及”《封神演义》上“嫦娥奔月，龙宫探宝”的“异想天开”科幻神话，学会了套用“老当益壮，跟随英明领袖华主席进行新的长征”、“奋发图强，革命加拚命，勇攀世界科学高峰”、“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任重而道远”，更有“孜孜不倦”“专心致志”，“废寝忘食”，“刻苦攻关”“如虎添翼”“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等N多个成语，“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著名诗句以及“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速度，时间就是力量”流行语，特别是平时作文到最后，都要模仿郭老作为结束语——”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总之，郭老这篇《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当年“80年代新一代”中学生们真的大开眼界，真正领略了什么叫“才华横溢”，用当下流行小品的话说就是“太有才了！”，当时我中学作文所用到的所有成语典故警句，几乎都出自他的这篇经典范文，于是郭老伟大伟岸“高大全英雄形象”就深深扎根在我那幼小稚嫩的心灵中。

后来上大学做书匠后才慢慢知道，郭老不仅在粉碎四人帮时写过大骂“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的水调歌头，而仅仅在这之前的五个月零九天（1976年5月12日），他老人家还学过一个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

四海《通知》遍，文革卷风云，阶级斗争纲举，打倒刘和林，十载春风化雨，喜见山花烂漫，莺梭织锦勤，茁茁新苗壮，天下凯歌声。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项为纲”批透，　复辟罪行怒讨，动地走雷霆，主席挥巨手，团结大进军。

而且，同样是这位老才人，他还在四人帮施虐盛行的文革时期，对伟大领袖跟随最紧，红旗举得最高，他曾经说过：“世上有两个红太阳，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北京。”他歌功颂德、谀毛媚上，逢场作戏、紧跟风向，曾做一首《毛主席赛过我亲爷爷》神曲颂歌（见《郭沫若文选》第12卷第765页）：

天安门上红旗扬，毛主席画像挂墙上，亿万人民齐声唱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万岁万岁寿无疆！毛主席呀毛主席！你真赛过我亲爷爷！

郭他曾在《红旗跃过河江》一文中，评论伟大领袖毛泽东的诗词和书法时写道：

主席并无心成为诗家或词家，但他的诗词却成了诗词的顶峰。主席更无心成为书家，但他的墨迹却成了书家的顶峰。例如以这首《清平乐》的墨迹而论，'黄粱'写作'黄梁'，无心中把粱字简化了。龙岩多写了一个龙字。'分田分地真忙'下没有句点。这就是随意挥洒的证据。然而这幅字写得多么生动、多么潇洒、多么磊落。每一个字和整个篇幅都充满着豪放不羁的气韵。在这里给我们从事文学艺术的人，乃至从事任何工作的人，一个深刻的启示。那就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抓活的思想第一，'四个第一'原则，极其灵活地、极其具体地呈现在了我们眼前。

1951年国庆节，郭应邀上了天安门城楼。当毛泽东出现时，郭突然打出一面旗子来，上写一行大字：“毛主席，我们永远跟着你。”为了讨好紧跟伟大领袖，郭才人还写过不少神诗篇，其中有一首《题毛主席在飞机中工作的摄影》是这么说的：

在一万公尺的高空， 在图—104的飞机之上， 难怪阳光是加倍地明亮，机内和机外有着两个太阳！不倦的精神啊，崇高的思想， 凝成了交响曲的乐章， 象静穆的丛山峻岭，也象浩渺无际的重洋！

为了配合“除四害”运动，据说郭先生还写过一首《咒麻雀》：
　　 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垮下来你不管。 麻雀麻雀气太阔，吃起米来如风刮。麻雀麻雀气太暮，光是偷懒没事做。麻雀麻雀气太傲，既怕红来又怕闹。 麻雀麻雀气太骄，虽有翅膀飞不高。 你真是混蛋鸟，五气俱全到处跳。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毒打轰掏齐进攻，最后方使烈火烘。

为了讨好紧跟伟大领袖，他在1967年6月5日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的讨论会中发表了《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后，即席向伟大领袖夫人献诗《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当众高声朗诵道：

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郭先生还向中国革命国际导师斯大林同志献诗《我向你高呼万岁——为斯大林寿辰所作》，诗云：

斯大林大元帅，你全人类的解放者，今天是你的七十寿辰，我向你高呼万岁！……你的七十岁已经是地质学上的年龄了，已经是天文学上的年龄了，……你已经活了七千亿万恒河沙数地质年，你还要活下七千亿万恒河沙数天文年。……我向你高呼万岁/斯大林元帅，你是全人类的解放者，今天是你的 70寿辰，我向你高呼万岁……原子弹的威力在你面前只是儿戏，细菌战的威胁在你面前只是梦呓，你的光暖使南北两冰洋化为暖流，你的润泽使撒哈拉沙漠化为沃土。

1949年8月14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郭沫若文章《中苏同盟四周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四周年纪念日在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对全国的广播词》（节选）：文章写道：

这些歪曲中的另一个例子是关于外蒙古的独立的。在这一点上我想多说几句。反动分子企图煽动某些中国人的大汉族主义的感情，反对外蒙古人民建立自主的人民国家。但是请问：外蒙古附属于中国的时候，中国人对于外蒙古人民究竟给了些什么福利呢？难道不是某些中国的侵略主义者，派兵攻入外蒙古，在政治经济方面压迫外蒙古人民，这才激起外蒙古人民脱离中国而独立的要求吗？我们自己在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之下差不多不能自保，难道一定要强迫外蒙古人民跟着我们殉葬吗？我们在双重压迫之下，稍微有点觉悟的人便知道要求解放，难道外蒙古人民就不应该有点觉悟，不应该有解放的要求吗？认真说，倒是外蒙古人民比我们争气些，比我们觉悟的早，比我们更清醒地能和苏联做朋友，因而得到了帮助，而比我们早解放了。我们假如是站在大公无私地立场，我们倒应该向外蒙古人民告罪、向外蒙古人民致敬、向外蒙古人民学习地。更那里有什么理由跟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地后面，来对苏联“愤慨”呢？再请问，由于外蒙古的du立，在苏联方面究竟得到了些什么呢？岂不是和我们一样，仅仅得到了一个邻邦？问题应该是——外蒙古脱离了我们之后，外蒙古人民是不是更加幸福了？事实告诉我们，外蒙古人民是更加幸福了。前几年国民党政府派到库仑去监视公民投票的一位姓包的，事毕回重庆，曾经在报上发过谈话。“库仑街头差不多每家人家都有了无线电。”这是国民党说的话，而且是有报可查的。在得到解放之后，外蒙古人民的生活和生产不是都已经充分地提高了吗？人民中国和人民蒙古今后应该是亲密的兄弟，我们不能够固执着那种宗主和藩属的落后观念了，那是丝毫也不足引为光荣的！

1952年4月9日郭沫若因此获得“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

文革中，郭让擅长颜体字的妻子，用丈二宣纸一张一个字地书写36首毛泽东诗词，用纸两千多张，耗墨一千多斤。郭派吉普车把这些重达一吨的“榜书”装入两个大木箱运到了中南海，毛连声说好，并立即给于写了一封答谢信。毛去世后，于立群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深情怀念这件事。

郭先生正传记载：郭沫若（1892－1978），幼名文豹，原名开贞，字鼎堂，号尚武，曾用笔名沫若、麦克昂、郭沫若、郭鼎堂、石沱、高汝鸿、羊易之等，中国现代著名诗人、学者、文学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社会活动家、剧作家、革命家，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之一、中国历史剧的开创者之一、甲骨学四堂之一，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从1926年参加北伐，1927年参加了南昌起义，1928年2月因被国民党政府通缉，流亡日本，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重要学术著作，1958年9月兼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主编组品有《中国史稿》和《甲骨文合集》，全部作品编成《郭沫若全集》38卷。据记载，郭个人婚姻家庭情况大致是：1912年，郭沫若与张琼华（有重名现象）（1890—1980）在父母的包办下与其结婚，实际两人并没有感情，在享受五天新婚生活后，郭沫若离家，两人没有离异，以后68年里，张琼华孤独一人一直守在郭沫若老家。1939年郭还乡时，向还在守活寡的张琼华鞠躬表示歉意，1980年张病逝于乐山，没有留下子女。1916年，郭沫若在日本与佐藤富子（1894年－1995年）同居，佐藤富子为此断绝了与父母的关系，郭沫若为其取名“安娜”。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郭沫若不辞而别离开日本，与安娜断绝了联系，此后佐藤富子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大连，改名郭安娜，跟儿子郭和夫住在一起，郭安娜曾被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文革爆发后，受到一定影响，在此间她还提出要回日本看她快百岁的母亲，但在很长时间内未能成行，直到1974年，八十岁的安娜才得以回日本，此次回国她处理掉了跟郭沫若一起生活过的在市川市的房子，第二年，她又到北京看望了当时已住院的郭沫若，这也成为他们最后一次见面。郭沫若与安娜生有五个子女。1938年，郭沫若跟于立群（1916—1979）同居，并于1939年夏补办婚礼；1979年，于立群缢死于北京故居，两人共生有四男二女。
　　据犀利公博文介绍：1967年4月12日，因“录音机事件”从中央音乐学院退学转入海军当兵的郭民英自杀身亡，时年24岁。在弟弟自杀一年零10天的1968年4月22日，因“X小组事件”被劳教而后转入中国农大学习的郭世英也跳楼自杀，时年26岁。郭沫若的女儿和秘书在郭世英跳楼后3小时赶到农大，只见尸体伤痕累累，捆绑的绳索深深地勒进了肉里。贵为“国家领导人”的父亲——郭沫若怎么样呢？《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的著名诗篇是在郭民英自杀一个多月后的6月5日亚非作家常设局举办的纪念会上作的。在郭世英被造反派控制直到他自杀的一个多月时间里，身为母亲的于立群，多次建议郭沫若向周恩来求救。但几乎每天都陪同周搞外事活动的郭，始终未开口，直到儿子惨死。于立群悲愤地责问郭，他莫名地辩解说：“我也是为了中国好呵。”“对于家庭，郭沫若是个罪人”，郭博（安娜生）这样评价自己的父亲。
　　郭沫若，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我国杰出的作家、诗人和戏剧家，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邓小平悼词），是继一面故旗（鲁迅）之后成为新中国的一面“活旗”。而1928年，正是郭这位革命活旗手，通过自己创办的《文化批判》和《太阳月刊》攻击鲁迅“终究不是这个时代的表现者”，“阿Q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再不要专事骸骨的迷恋，而应该把阿Q的形骸与精神一同埋葬掉”，说鲁迅“蒙蔽一切社会恶”、“麻醉青年”，是“反动的煽动家”，“比贪污豪绅还要卑劣”。还在署名“杜荃”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里写道：“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XX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XX是二重的反革命”、是“二重的反革(和)命人物”、“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谛”。

郭沫若1937年回国后，“恭恭敬敬地向蒋委员长忏悔过去的罪过，要求蒋委员长饶恕他，他要献身党国，将功折罪，回去马上写了《蒋委员长会见记》”，说蒋的“眼睛分外的亮”，“分外有神”，“眼神表示了抗战的决心”。1948年，郭沫若发表措辞严厉的檄文《斥反动文艺》，把沈从文界定为" 桃红色"作家，朱光潜界定为"蓝色"作家，萧乾则是"黑色"作家，"我们今天打击的主要对象是蓝色的、黑色的、桃红色的作家，这一批作家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着 " ，必须"毫不容情地举行大反攻".沈从文压力很大，非常紧张，想用保险片自杀，割脖子上的血管。最后他从此彻底告别了自己心爱的文学事业。

1955年，胡风问题由文艺思想之争、宗派之争被升级为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郭沫若发表了《XX主义的胡风纲领》和《请依法处理胡风》。他当时作为文化界的掌门人曾对胡风集团作出结论说：

胡风伪装革命混到革命队伍中来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一直继续到现在，并日益变本加厉。这是明知故犯、怙恶不悛、罪大极恶的反革命分子。对这样的反革命分子一定要依法予以严厉制裁。

犀利公评论说，当过副总理、副委员长等“国家领导人”的郭沫若，其谄媚无底线与亲情丧失症是缘于极权主义的诱惑，缘于他一生对名誉、地位的异乎寻常的无耻追求。为了保住“国家领导人”的地位，郭像变色龙一样，用他那拙劣的诗句，不停地变换着歌唱或谩骂的对象。1969年4月，他斥责刘少奇“大工贼，黄粱梦”；1976年5月，他响应江青指挥的反右倾翻案风运动，骂“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5个月后，江青垮台，他又写“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而此前他曾当着亚非拉朋友们的面朗诵过“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的壮美诗篇。
　　“令人惊异的是，如果他遭到厄运，甚至自己变成被迫害的牺牲品，被整肃出党，被送进苦役营，极权主义的魔鬼开始吞噬它自己的孩子，他也不会动摇。”阿伦特早在郭世英兄弟遇难前16年所写下的这一论断，无论是应验在他们的父亲郭沫若身上，还是应验在刘允斌遇难时的刘少奇身上，或孙维世遇难时的周恩来身上，都是那样地精准。郭沫若迷恋权力，充分利用“才子加流氓”的条件，通过高调表演而提高自己的声望和地位。有人讽刺他说是“软软腰肢，弯弯膝盖，朝秦暮楚，门庭常改”，“文革”中他甘心充当走狗，只要有利于自己向上爬和自保，人格骨肉都可以出卖，友情正义统统都可靠边站。舞台转换之快，道具变化之频，令人眼花缭乱。恶劣的人品，丑陋的操守，使拍马成为他的一种无意识习惯。

当然，对自己的表演，郭沫若完全能自察和自辨。在一篇题为《无花果》的报告文学中他对自己的人生作了这样的概括：“做人有两种，一种叫逢场作戏，那样，很快就能成功；另一种，叫自然流露，也很容易倒霉，甚至毁掉。我的诗，最早之所以写得好，是因为自然流露。……北伐开始之后，我的地位渐渐高了，就免不了学会逢场作戏了。”宋美龄在1982年写给廖承志的公开信中，对郭沫若的逢场作戏进行过如此痛析，“今天有正义感之犹太人尚唾弃其同宗之马克斯，乃你党竟奉之为神明，并以马列主义为我中华民族之精神训练，此正如郭沫若宣称‘斯太林是我爸爸’，实无耻之尤，足令人作三日呕。”

此外，还有私生活囧事，其实这不该拿来说事儿的，说了有些不厚道，但不说似乎又有些不够味道。有人评论说，郭沫若的“优孟”人生，还体现在他视自己的婚姻为儿戏。郭沫若一生中有三次正式婚姻：原配夫人张琼华1912年结婚，旋即被抛弃，但未离异，在郭家空守68年；第二位夫人安娜，原名佐滕富子，日本女子，1916年恋爱同居，为此佐滕富子与父母断绝关系，几年后，郭沫若不辞而别，离开日本，将佐滕富子抛弃，留下了五个子女；还有于立群，被称为“抗战夫人”，1938年初与郭同居，共生四男二女，1979年缢死于北京故居。另外，他还有多个婚外情人，先后与多人结婚，对于立群的胞姊于立忱的始乱终弃，间接甚或直接导致其自杀；还有彭漪兰（安琳），南昌起义途中的“革命伴侣”，1927年起义失败后回到上海，后被抛弃，下落不明；黄定慧，郭的早年密友，“大革命时期”的一代风流。郭风流韵事乱伦嫖妓，早为人所诟病和唾弃。

虽然要论政治地位，郭沫若完全算得上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但实际上，他只不过是一个摆设，一尊花瓶，一个“文化班头”。伟大领袖精心设计的一个杀人模式是“先杀灵魂，再杀肉体”，让人放弃自己的思想和信仰，像狗一样的没有任何尊严；只要他举起手，立刻放弃一切原则，放弃一切判断力，举手投降。

看来，真正的“政治流氓文痞”不是别人，而货真价实地正是郭才人他自己。我们更要追问的是，制造如此没有底线的“政治流氓文痞”之极权体制根源及颂圣文化土壤环境到底是什么？究竟应该怎样根除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