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新旧三民主义

孙中山所倡导的国民革命基本纲领，即"民族主义"(Principles of Nationalism)、"民权主义"(Principles of Democracy)和"民生主义"(Principles of People's Livelihood)构成，简称“三民主义”（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其具体历史发展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即“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

冯胜平先生论天朝故国“三民”老主义

刁民是人治的产物，公民是法治的产物。

在专制淫威下，中国人是顺民；政策宽松时是刁民；天下大乱时则是暴民。与三民相对应的，是官本位人治。人治不绝，刁民不止。既然官不以法治国，民自然也会审时度势，与官斗法：你霸道，他当顺民；你宽松，他成刁民；你失控，他为暴民。从这个意义上说，“三民主义”产生的政治土壤是人治；它是官民 博弈的必然结果。

大多数情况下，刁民会在与贪官的博弈中败北，因为后者拥有更多的政治和经济资源。但刁民的不断缠斗会削弱政府的合法性，增加治理成本，使社会朝痞子化的方向发展。一旦在博弈中胜出，刁民会迅速转变为暴民，社会遂进入无序状态。在无序状态下，政治变成一场“流氓比赛”，最后胜出的多半是一个集厚黑为一身的“超级流氓”。这个超级流氓收拾暴民，一统江山，成为新的暴君。在他的淫威下，一切回到原点，国人又重新开始做顺民。

法治有公民，人治产刁民；公民畏法，刁民维权。事实上，刚开始维权的人总是最好的。他们离公民最近，离刁民最远。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官方的打压，维权人士会背离初衷，成为一批为反对而反对的民间职业政治家。那时，他们倡导的维权不再是建设性的公民运动，而是破坏性的刁民运动 。

与顺民、刁民、暴民相对应的，是清官、贪官、庸官。贪官和刁民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正如清官（酷吏）和顺民绝配，庸官常与暴民共舞一样。走出三民主义官民博弈的唯一途径是宪政。只有在法治的阳光下，刁民才会转化为公民，从而结束中国千年治乱循环。

为什么中国老百姓那么听话且几千年如一日俯首帖耳做顺民？

平日里在极权高压下做卑躬屈膝的“顺民”，言谈举止颤颤巍巍吓得丢了魂，谁在台上掌控着我的命运我就齐喊万岁磕头作揖膜拜神，乃千年亘古不变的中国民族之常态。

显然， "顺民”是惨无人道残忍变态的极权统治之必然结果。极权统治者们为了稳坐龙椅宝座、巩固其政权地位，让自己的江山大爷千秋万代，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别说那些企图造反的奸臣子民，就连身边非常亲近的人，只要他们胆敢造次，都会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而各种残忍变态“酷刑”便应运而生，把酷刑演绎到登峰造极之恐怖状态的，当属没落无耻的满清王朝了，最臭名昭著的“满清十大酷刑”并非只有十种，而且说法不同，这里列示几种：

——骑木驴，是古代专门惩治那些勾结奸夫谋害亲夫的女人所用的酷刑，据《二十四史演义》说，明末的骑木驴是这样的，先在一根木头上竖起一根木柱，把受刑的女子吊起来，放在木柱顶端，使木柱戳入阴道内，然后放开，让该女身体下坠，直至木柱“自口鼻穿出，常数日方气绝”；

——凌迟，中国古代各种残酷的刑罚中，最惨无人道的莫过于凌迟，就是一刀一刀地割人身上的肉，直到差不多把肉割尽，才剖腹断首，使犯人毕命，所以，凌迟也叫脔割、剐、寸磔等，所谓“千刀万剐”指的就是凌迟。尤其其对女性极为残忍，在明清期间，判处凌迟处死的女犯在行刑当日会被剥光全身衣裤，将其乳房、生殖器和肛门予以公开展示后，她们的生殖器和肛门会在木驴囚车的活动木橛上游街示众，称之”骑木驴”，游街结束之后，才将女犯人押到刑场凌迟处死，在凌迟完毕后女犯的头颅，双乳，大小XX和子宫依例会被展放在刑场的木台上示众，在隔一段期间后才允许家属或相关人收殓，没有家属或亲友前来认殓的，则会由官府予以焚尸扬灰。古代死于凌迟的大有人在，明代宦官刘瑾、崇祯年间遭人陷害的郑曼和抗清明将袁崇焕等等；

——车裂，就是把人的头和四肢分别绑在五辆车上，套上马匹，分别向不同的方向拉，这样把人的身体硬撕裂为五块，所以名为车裂。有时，执行这种刑罚时不用车，而直接用五条牛或马来拉，所以车裂俗称五牛分尸或五马分尸，战国时，秦孝公任用商鞅实行变法，孝公死后，太子即位为秦惠文王，商鞅受到敌对势力的攻击，结果被擒获，车裂于咸阳，秦末农民起义时的宋留、黄巾起义时的马元义等等，也有人是在死后其尸体又被车裂的，如吴起、苏秦及秦国的嫪毐等；鞭击，是相对轻的处罚，是将人固定好后用鞭子抽打，至于会不会鞭打至死，就很难讲了；

——绞刑，中国历史上，绞刑通常不是最低级的死刑，而是高官皇族为保留全尸，通常会要求自缢赐死或绞刑处死，而不是可能导致身首异处的斩首，但是绞刑是一个时间长的过程，受刑人会相当痛苦，历史上受绞刑的人相当之多，如吕布、隋炀帝、杨贵妃、柳如是、苏克萨哈、李大钊等等等等；

——炮烙，古史传说和史籍上都说是殷纣王所为，在铜柱上涂抹膏油，下面燃烧炭火，教犯人赤足在铜柱上走过，那是一定要滑下去的，滑下去便恰恰跌到火炭上烧死，炮烙之刑起源于纣王时期，由妲己发明（据说，纣王和妲己在森林里郊游，恰逢阵雨过后，有一棵树被雷劈倒且燃着火焰，但奇怪的是，却有很多蚂蚁从树的一头通往另一头，受不了烫的蚂蚁便从树上掉了下去跌进火里，纣王只觉得蚂蚁笨觉得没什么好看的，但妲己却从这一现象里想出了惨绝人寰的炮烙之刑。另外梅伯是商纣王时的上大夫，因为犯言直谏，开罪纣王与妲己，被处以“炮烙”之刑）；

——膑刑，夏商五刑之一，又称刖刑，是断足或砍去犯人膝盖骨的刑罚，历史上有名很着名的老兄就是受这个刑，就是战国时期的孙膑，因被庞涓妒贤而遭陷害；

——脑箍，武则天时期酷吏索元礼发明了一种铁箍，给犯人套在头上，在铁箍和头皮的空隙加木楔，有铁锤敲打，铁箍越收越紧，受刑者疼痛如刀劈，甚而至于头颅开裂脑浆溢出，此种刑具便叫脑箍。宋代的脑箍是用结实的绳子箍住头部，再加钉木楔；

——贯鼻和贯耳，是两种残酷的刑罚，使用铁链穿透鼻腔和耳朵，犯人会异常痛苦，并且由于铁链的长度，只能保持一个很难受的姿势；

——剁肉酱，此刑罚是将人剁成肉酱，可想而知残忍程度；

——斧钺，是古代酷刑中的一种，意思是用斧钺劈开头颅，使人致死；

——镬烹，行刑时把人放进镬中烹烧；

——金瓜击顶，用像面瓜一样的铜锤(面瓜也是黄色的)，击打头顶，使人脑内伤而死。就是俗称的脑袋开花；

——刳剔，刳剃为剖杀，割剥之意，是专门用来对付怀孕妇女的刑罚，让行刑者活生生剖开受刑者肚皮取出婴孩，场面极其痛苦；

……

在这样极其变态鬼虐的酷刑威慑下，哪个子民胆敢造次，只有做鼠首贴耳的“顺民”才是唯一理性正确的选择。一来二去，整个国民群体就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将颂圣膜拜变成自己内生的一种下意识或无意识行为习惯，即便是饿死困死压迫致死也“不敢”越雷池半步。

顺民-刁民-暴民三民轮回恶性循环论

近百年来，中华大地亿万民众经历一次次血雨腥风的红色革命浪潮冲刷洗染，早已经浑身上下从骨子里都冒着“红色”血浆，举国上下嘴里唱红歌不会说人话，其典型常态国民行为特征可以用“三民老主义”简洁形象描绘之：平日里在极权高压下做卑躬屈膝的“顺民”，言谈举止颤颤巍巍吓得丢了魂，谁在台上掌控着我的命运我就齐喊万岁磕头作揖膜拜神；一旦当权者过气失宠下台死去哪怕他曾是老儿皇帝，原先的顺民马上成为蛮不讲理的“刁民”，谁都敢大张旗鼓（再不用像从前那样谨小慎微嘀嘀咕咕）血泪控诉口诛笔伐齐声大骂狼心狗肺牛鬼蛇神；如果有人“揭竿而起闹革命”的话，立刻一呼百应就可以召集起来一大帮乞丐流氓地皮“暴民”，如此导致几千年翻炒饼式没完没了一直处于“发展中”的历史轮回。

“刁民”是顺民的自然衍生物。在强权高压下，子民个个都是服服帖帖的顺民；但一旦遇到比他/她更加羸弱的弱小者，他/她们立刻就变成刁民。君不见，在金字塔式的官场，每个官吏都是两个面孔，对上卑躬屈膝笑脸献媚很温顺，转过脸对下属就会吆三喝四欺负人；清末大灾荒年代，农夫饿死都“不敢”去打开官府囤积满满的粮仓，但是他敢将自己的孩子活剥煮吃了，或者与他人换妻卖钱去求自己苟延残喘的活贱命；现如今，财大气粗、为富不仁的暴发户，成群结队、欺行霸市的黑社会老大，合伙拐卖妇女儿童的人口贩子，得理不饶人或没理三分对弱者强拳打脚踢乃至用刀子痛死的才子佳人，哪个不是由顺民生发成地痞无赖的“刁民”？！

“暴民”又是刁民的自然衍生品。历朝历代所谓“农民起义”，都是因为官府滥用民力、横征暴敛、极度垄断，吏治腐败，苛捐杂税、敲诈勒索，搞得民不聊生，遇到极端事件一些“刁民”揭竿而起引来各地一群群“暴民”纷纷响应，结果酿成为生存而战的红白各色革命风暴。从陈胜吴广到瓦岗军头，从绿林梁山好汉到李自成做闯王，从太平天国到义和团，从国民革命到共产革命……一些成功的或失败的革命者，无不借助“暴民造反”或者所谓“痞子运动”，闹腾起来的。

如此顺民-刁民-暴民轮回，就酿造了一种“战乱时局大势造英雄，枪杆子里面打出政权”的中国式朝代更迭恶性循环律，而且千年亘古不变。借助“痞子运动”，一代又一代最无耻最刁钻最无底线的“英雄好汉”，他们“抛头颅，洒热血”，“敢（甘）洒热血将春秋铸就”，在众暴民暴乱中脱颖而出，注意成为“打下江山坐江山”的新皇帝、新权贵，然后立马“翻脸不认人”出尔反尔依然如故地行使着前朝故制搞专政，一成不变地重复着甚至花样百出地出奇招进行极权专政统治，直到无耻腐败之极地，结果若干年后再来一场暴力革命，如此循环往复，导致百废不兴、生灵涂炭，以致于数千年了至今还处于无耻的“发展中”！

由此看来，对照孙中山先生的所谓“三民主义”（TPP），无论是"民族主义"(PN)、"民权主义"(PD)还是"民生主义"(PPL)，也不管是所谓“旧三民主义”或是“新三民主义”，其实都不过是在腐朽没落的皇权极端粗暴无耻统治下，没有办法苟活的顺民演化为地刁民暴民，在全球化开放及二十世纪民主革命和世界大战的大时代背景下最新酿成的一场红白颜色暴力革命浪潮而已；由此延推而知，现如今中国遭遇的文革武革乃至改革运动，也只不过是千百年来中国式朝代更迭恶性循环律中一个刁民-暴民-顺民的新轮回而已。

君不见：从文革到改革，禁言禁语、讳言忌语、不敢说话不敢说真话，言谈举止畏畏缩缩唯唯诺诺猥猥琐琐的“国民常态”似乎没有多少改变。特别是近年来“风声”越来越紧张，真有些“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阵仗，在这种紧张空气之下，国民大众个个心惊肉跳心惊胆战，都在争做俯首帖耳的“顺民”，不敢说话更不敢说人话讲真话，什么“诚信”先不扯这个淡，能够做到大致说人话讲真话，这已经成了中国当下最稀缺的社会文化资源，说谎乃至学会阿谀奉承拍马溜须歌功颂德倒成了中国成功学的最核心最重要部分，于是乎，在民间，八面玲珑的和珅、巧牙利齿的韦小宝、潜伏里的余则成是职场偶像，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在上演一幕幕“宫心计”……

究竟是谁在逼国人在唯唯诺诺地做顺民、不得不谎话连篇?只有天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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