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匪夷所思的新闻故事

2014年9月，来自云南一个边远乡村的小王，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某高校。

今年4月份的一天，小王收到“法院”发来的短信，说他在淘宝购物时没有付款，淘宝公司已经向法院起诉了。于是，他按照短信上的电话打了过去，里面的“法官”告诉说，因为他恶意透支，法院判决后会会遭到拘捕，除非他把4000元欠款付清。小王当时就向同学借了钱汇过去了。钱汇走后，小王就再也联系不上那个“法官”了。大约过了一个礼拜，小王看到了贴在寝室楼宣传栏里的防范电信诈骗海报，又去网上查了一下，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由于他这个人性格比较内向，被骗后又怕别人笑话，所以没有告诉任何人。

暑假期间，因为家里条件比较困难，回家还要一笔路费，小王就留下来找了一些兼职。7月24日中午，正在寝室休息的小王，接到“上海邮政”打来的电话：“你有一封从北京朝阳区寄来的贷款邮件没有签收。”对方要求他提供身份信息，并以“要提供证明”为由，把电话转到了“朝阳区公安局”，一名“陈警官”让小王找个没人的地方，在电话中给他做了份“笔录”，还以涉及案件侦查为由要求他保密。

“陈警官”告知小王，他涉嫌将自己的银行账户卖给了“金融犯罪集团头目进行犯罪”，并要求他转12000元到一个指定账户作为“保证金”……当时，听到骗子说“犯罪集团”、“要抓他”什么的，就像真的一样，小王心里很害怕，就按照他们说的去做了。

小王当时身上没有多少钱，那个“陈警官”就让他去问同学、朋友借。但当时很多同学已经放暑假回家了，小王只好打电话给在老家的父亲，按照“陈警官”的指示以要参加商务英语补习班为由向家里要钱。父亲听到要一万多元后，让小王多考虑考虑家里的实际情况。小王就告诉父亲，全班同学都参加这个补习班，他不参加很没面子。父亲没办法，问村里的亲戚、邻居凑了3000元汇给了我。

当天傍晚，小王就去五角场那家银行取了3000元，加上自己有400元，全部汇到了他们给的账户里。因为还差不少钱，他自己实在没钱了，对方先让他去找贷款公司或者钱庄借点钱。小王说，他一个学生，不懂这些的。后来对方就说，他当时待的这家银行里有一个“金融犯罪集团”的“共犯”，“长发，身高和你差不多，正在ATM机旁取钱“，只要他把她手里的钱抢过来交给“国家”，他就没事了。如果不这样做，银行里面还有两个“便衣警察”，他们会马上抓他。

小王在银行ATM机旁转了一圈，发现最里面那个机器前一个女的很像，就在电话里问是不是她？“陈警官”说就是她，还说“便衣”会保护他的。“陈警官”不允许他挂手机，要求随时报告情况。那个女的取钱后走出银行，走到国庠路周围没什么人，他就从后面冲上去抢走了她的钱包。然后，就往翔殷路政通路方向逃，过了一会儿拦了辆出租车，在军工路翔殷路下了车，清点了一下包内物品，发现有两万现金，几张银行卡和身份证。后来，就逃回了学校，拿出100元付了出租车费，又拿掉300元准备自己用，其他的19600元当晚就通过学校的ATM机汇到了“陈警官”给的账号里。最后，他就将钱包藏在寝室衣橱的后面。

7月25日13时许，侦查员在寝室内将小王某抓获，并当场查获了被抢钱包。在交待其作案动机时，他却称这是一个“不能说的秘密”，后才交代说“是‘北京朝阳警察’让我抢的。”

三个诡异无比的囧态看点

这个虽然有些流俗老套但确实有些匪夷新意的电信金融诈骗新闻故事，有三个诡异无比的囧态看点：

囧态看点一：小民百姓怕大官，法外开恩感大德；斯德哥尔摩大症，诈骗轻易集大成。

此案是一个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病例，与所有已经发生正在发生还要发生的“中国式诈骗套局”如出一辙，在人物关系及故事情节上“万变不离其宗”，其基本线索、主题情境都无非是：在社会底层边缘山区长大的“贫困大学生小王”，以及老实巴交的贫民父亲，凭借数辈人潜移默化习得的“官大便是爷，官爷惹不起；法官爷爷很鬼很神秘，警察随便可以法办你”之生活经验及国民常识，在诈骗分子以“法院”、“法官”、“北京朝阳警察”、“陈警官”及“便衣警察”等神秘大人物头衔居高临下唬人，以及“金融犯罪集团”、“共犯”“法办”、“逮捕”、“抓人”等恐怖手段威慑吓人，加上惯有的“法外开恩”（除非拿钱赎罪或给我办什么什么事情，否则就怎么怎么着你……）“红萝卜”伎俩，诱骗掌控了一个早已（甚至可以说是由多少代数辈人“遗传”而来）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年青无知大学生及其父亲……按照“斯德哥尔摩综合症”通行国际历史惯例所揭示的病例发展规律，如此典型极权主义恐怖分子作起案来，其结局结果基本没有什么悬疑悬念，甚至可以说是十拿九稳、百发百中、尽在囊中。

其中，诈骗分子利用“神秘机构”、“神秘人物”的不透明性进行“保密”或“不让报警”及“避免走漏公开（犯罪）信息”，可以说在天朝故国是有数千年如一日潜规则惯例和日常经验基础的。说到这里，忽然想起曾在“神秘机构”任职供过事的“民主小贩”杨恒均先生对此有过精彩评论：国内新闻披露，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马建伙同郭文贵以特殊部门的名义欺压、威胁竞争者与对手，攫取巨富，六套别墅包养六位情妇，实在让那些借用神秘机构的牌子把自己打扮成“小特务”去骗吃骗喝骗骗女孩子上床的小骗子们相形见绌、无地自容啊。不知道马建这样的真特工大骗子被起底后，各地那些真真假假的“小特务”们是否会收敛点？真受不了他们整天去骗一些爱国女青年颠鸾倒凤，弄完了一抹嘴，消失在茫茫人海中，还要老子来听女子们像祥林嫂似的讲她们和“中国特工”的风流韵事……看来，以“神秘机构”、“神秘人物”搞诈骗，绝不是空穴来风，而是缘起来自于“神秘莫测”的非法制大环境和法外开恩之根深蒂固人治土壤的。

囧态看点二：爱党爱公爱国家，没收私产交国家；假公济私设骗局，万恶之源哪跟哪？

此狗血无厘头新闻事件最亮最大最好玩的看点，恰如新闻标题所展示的那样，这就是：“上海大学生遭电信诈骗，抢路人钱‘交给国家’”。小王作为大学生，按说基本判断力他应该还是有的，但是，为什么已经遭遇过类似电信诈骗，第二次还不长记性再次进入圈套？而且，在其过程中也已经意识到可能有诈是骗局，为什么不收手还按照对方指示引导不惜冒着违法犯罪危险去抢他人钱？对此，能够解答的，除了上述他自己诉说的“斯德哥尔摩综合恐惧症”（“当时，听到骗子说‘犯罪集团’、‘要抓我’什么的，就像真的一样，心里很害怕，就按照他们说的去做了”）而外，恐怕“陈警官”说让他将抢来的钱交给“国家”之合法合理性的心理暗示，不能不说也是重要导因之一，甚至可能是“压倒最后一颗稻草”的关键核心成因。

长期以来，我们自长期上而下进行的思想政治意识形态宣传，尤其是最近几年在不厌其烦渲染的所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虽然据官方权威解说总共有三个层面24个字，但骨子里的“红色核心思想”还是要国人子民“大公无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公有制）”，如此经过长期潜移默化耳濡目染“洗脑”，一来二去在老百姓及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孩子们思想意识深处，自然而然就形成“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公有制是大同之泉”，为了所谓的“公（共）”或“国家（民族）”利益，可以“不惜任何代价”乃至“不择手段”地献出自己最宝贵的生命，甚至堂而皇之地可以践踏一切“私（人）”权利，只要出于将钱“交给国家”或是“保卫国家财产”的良好动机，于是立刻就有了“伟大光荣正确”的大无畏正义感、可以践踏如何法律规矩纪律的正当合法性，哪怕这钱这财产是在路上抢来的、杀人放火得来的，一切的一切都不在话下。如此看来，一个经过成十年的小中大学教育，以“优异成绩”考入大上海某大学的大学生，其核心价值观不仅一点都不高大，而且还很扭曲很卑微很狭隘甚至很猥琐很下流……这究竟是谁的悲哀？个人的还是社会的？家庭的还是学校的？执政党的还是老百姓的？民族的还是普世的？书匠弄不懂说不清，你们大家都来好好想想好好说说。

囧态看点三：教书育人为哪般？应试教育很扯淡；真假法官与罪犯，法治人治两重天。

作为“著名教育专家”（这可不是自封的，是新浪给封的名号，哈哈……），书匠自然“三句话不离本行”。没有办法，谁让这个狗血无厘头新闻事件又是以“上海某大学”某大学生为主角，发生在已经成为“养猪场”的中国官办大学校园里呢？！这位以“优异成绩”住进”大学生宿舍“快一年了的“优秀大学生”，竟然在（第二次）接到“上海邮局”类似电信诈骗电话后，乖乖地按照“神秘法官警察”的指示引导，到“银行ATM机”取来云南山区老父亲省吃节俭用攒下来的数千元钱，加上自己作为生活费的几百元钱还有向大学生同学借来的钱，以及从路人徐女士那里抢劫来的两万块钱，不过脑一股脑地（可能是脑子进水了）转送给号称法院警察其实是真犯罪分子指定的账户，最后真警察找上门来了，还称这是一个“不能说的秘密”——这TMD究竟是一出什么样狗血无厘头的大学宫心计肥皂闹剧呀？！看到这样的新闻，作为一个在大学厮混了三十余载的职业教育工作者，你说我还有什么脸好意思面对此事说三道四呢？！看来作为老师都够这么不要脸，没皮没脸地还竟然就此事写出一篇又臭又长的博文，更何况我们的学生呢？！赶快闭嘴吧你。

但是在闭嘴前，书匠还是要特别说一句：官方一直强调我们是一个“法治国家”，那么我要问你——为什么我们的小民百姓一听到“法院”、“法官”、“警察”、“便衣警察”就吓傻了呢？一听到“我要办你”“我要抓你”不管自己犯没犯罪就吓得得浑身哆嗦不知道东西南北昵？而且，在听到真犯罪分子突然话锋一转“法外开恩”（除非你汇钱过来用钱摆平此事……），于是就立马会“感恩戴德感激涕零甚至什么非法丧尽天良的事情都可以干得出来？——这难道是一个法治社会、法治国家的公民应该有的一种正常行为表现形态？！这是个案吗？这样的行为表现是个别现象吗？！好了，不说了，要阅兵军演了，赶快就此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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