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经济学家都知道，制度是重要的，但是制度从哪来呢？我想简单说就来自理念，任何制度变革都是理念变化的结果。

　　米塞斯(编者注：路德维希-冯-米塞斯，20世纪著名的经济学大师，激进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理念是任何现存的社会事物都是现有的某种意识形态的产物，在某一社会里，会出现新的意识形态，可能取代旧意识形态，因而改变社会制度，但是社会总归是时序和逻辑上事先存在。

　　看一下历史，社会变革通常不是一种利益战胜了另一种利益，而是一种主义战胜了另一种主义，新的理念战胜了旧的理念或者理念战胜利益。许多变革，表面上是利益的胜利，实际上是理念的胜利。比如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战胜了西方主义。

　　计划经济是理念的产物，不是来自人类从下到上的制度引进。邓小平的改革离不开理念的变革，这个理念包括从相信计划到相信市场，从相信国有企业、公有企业转向相信民营企业，从不相信企业家精神转向相信企业家精神，从所谓的独立自主，闭关锁国，转向相信了对全球对外开放，从相信人治，到相信到法治。

　　这些理念从哪来？就是思想市场。所谓思想市场，就是不同观点、信仰、理念、学术思想、政策主张之间的竞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经验是事后检验，但理念对人类行动的影响是事前的。

　　思想市场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叫学术市场。这个市场创造了原创性的理念市场，在这工作的人就是学者、哲学家、经济学家。

　　第二个市场是传播市场，第二个层次怎么被普通人理解，取决于第二程度市场，这一工作的人是公共知识分子、媒体、出版事、教师在这方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还想强调一个第三个思想市场，就是实践市场。实践市场其实是不同政策之间的竞争，在这个市场上活跃的人主要是这几类，政策制造者、顾问、政治领袖。我之所以放在实践市场里面，不同的政策之间都应该进行竞争，不应该排他性的政策来实施。

　　中国历史上最自由的时代发生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那个时候好多伟大思想家，包括孔子、老子这样的人，他们创造了思想，就变成了中华文化精髓。也有负面的例子，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还有汉武帝的独尊儒术，还有满清皇帝的文字狱。我认为他们对思想市场的巨大破坏，给我们中国带来巨大的灾难。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是一个很大的事，有益于市场经济时代的形成，包括经济学家对80年代计划经济的依赖，包括经济的探讨，法治界对中国的探讨。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市场，真理标准的讨论与思想解放，经济学家对计划经济的批判。

　　莫干山会议就是一个很好的思想市场实验。那时候年轻人之所以提出改革思路，就是因为受传统意识形态的约束，更注重哪样是对的，是有效率的，而不是说教。刚才也谈到了平等，当时参加莫干山会议的有很资深的官员，我当时不到25岁，也没有觉得有任何不平等，这是我觉得莫干山会议是非常好的思想盛宴的原因。

　　我们经历了这样的改革，也经历了理念的变化，这很重要。简单说在1984年之前，社会经济价格只能由政府来制定。我的理念是，任何政府制定的价格都不是合理的价格，合理的价格只有在自由竞争的市场当中产生。价格改革的出路是放开价格管制，我们叫双轨制价格方式。理念的变化非常重要，莫干山会议由于有这样的自由，对改革做出了巨大贡献。

　　思想市场有后发优势。与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相比，中国思想市场的发展是最落后的。为什么在过去30年中国取得了这么大的经济增长，我们引进了西方技术、管理方式、设备，同样我们引进了好多西方的创新思想，包括经济思想，西方人生活在自由市场中探讨市场对中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这里面有哈耶克、弗里得曼、科斯等人。

　　思想仅仅靠引进是不行的，因为每一个国家变革都有特殊情况，只有思想和特殊的历史、文化、道德、习惯结合起来的时候，这个思想我觉得才具有可行性，任何变革都离不开本地思想市场发展。

　　中国改革到今天可能变成了最为重要的事情，就是宪政、法治和民主。十八大提出改革目标，就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体指是什么？我想需要共同的观点和思想的自由竞争。

　　学者的独立精神，个人在思考、社会不会思考，学者是新的思想、新的理念、保持心灵的自由是非常重要的，具体应该追求的是深思的生活，而不是享受生活，如果我们追求的是享受生活，我们也就失去了心灵的自由，独立是世界的终端，没有独立意味着我们没有终端。

　　我们经济社会要有对思想的宽容，没有思想的宽容就没有理念的变化，因为新理念新就新在它是传统上不认可的，也就是多数是不认同的。我们说思想只有被动的一方面，而在思想探讨。

　　学术腐败的根源在哪里？思想市场受到太多的政府管制和政府干预。中国的学者要比美国、欧洲的学者更为物质主义，为什么？没有学术自由。没有学术自由，学者就不可能享受创新型活动所带来的快乐，物质报酬就成为他们的主要追求，就如同农民一样。

　　媒体为什么腐败？我认为没有言论自由，媒体人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职业精神，必然走向腐败，必然而然追求的是金钱。

　　总的来说，社会的变革和人类的进步基本上都是在新的理念推动下出现的，没有理念的变化就没有制度和政策的改变，而没有思想市场，就很难有新的理念的出现和传播，从而整个社会就失去了变革的源泉，而就没有中国的未来。

　　(本文来自张维迎在“莫干山：1984的创新和动力”峰会上的演讲。)

　　(本文作者介绍：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链接：http://finance.sina.com.cn/zl/china/20140622/224219486359.shtml

只有自由的思想市场，才能为我们带来繁荣  

张维迎

（2014年5月21日   凤凰财知道）

       导读：本文为张维迎教授5月12日上午在北京大学举办的“儒商论域2014—儒商典范与财富”论坛上的演讲。在他看来，“脑袋可能指挥屁股”，也就是说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就会影响你做什么样的事情。那么，支配这个世界的究竟是既得利益还是思想？人们热衷的利益仅仅只是物质利益吗？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我们又该如何处理理性与欲望之间的关系？理性之于经济和社会变革，到底扮演者怎样一个角色？我们一起看看张教授是如何解读的。

脑袋可能指挥屁股

我今天的题目是“理念的力量”，刚才杜维明先生讲了我是搞经济学的，经济学家，用中国的话讲就是“屁股决定脑袋”，你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就说什么样的话、做什么样的事。我今天讲的是“脑袋可能指挥屁股”，也就是说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就会影响你做什么样的事情。

在传统的经济学里，我们一般讲人的行为就是利益支配，而且每个理性人都知道自己的利益是什么，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所有人的行为都可以从理性的角度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并且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达到最优，除非你损害别人，没有任何人状况可以得到改善的一种状况。在我们研究社会变化中，这样一种观点，所有社会的博弈都是利益的博弈，社会变革其实都由一种利益战胜了另一种利益，或者是某一些权威人分析了变革的成本与收益，得出的一个非常理性的决策。

在一百多年前，英国经济学家艾奇沃斯（注：艾奇沃斯Francis Y.Edgeworth，1845-1926，英国经济学家，“无差异曲线”几何分析方法的先驱者之一）讲过一句话，“The first principle of Economics is that every agent is motivated by self-interest.”这句话准确地概括了刚才我讲的经济学基本假设。但是，如此一来，其实发现了一个困惑，按照经济学假设，每个人的行为、每个人的利益自己都知道，无论有没有经济学、有没有其他社会，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样的。我们生活在世界上的人的行为都是给定的，既不会因为学问更好而更坏。事实上我们没有办法解释人类为什么会犯错误，按照经济学家来看，每个人的决策都会有道理，这是事前看。尽管事后运气不好，如投资亏了，但事前讲没有错。

支配世界的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

今天强调理念的重要性，这个观点也不新，至少我们可以找到两百多年前大卫·休谟，大卫·休谟既是哲学家也是经济学家，他认为尽管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利益本身以及人的所有事物是由观念支配的。几十年前，凯恩斯讲过类似的话，他说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的思想不论正确与否，比一般想象的更有力量，世界是由它们支配的，无论好坏，威胁的东西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

跟凯恩斯站在完全不同立场上的另一位经济学家，也是哈耶克的老师米塞斯，他讲过类似的话：“人所做的一切是支配其头脑的理论、学术、信条和心态之结果。在人类历史上，除开心智之外，没有一物是真实的或实质性的。”一般认为，社会学说的冲突是利益集团的冲突。如果这种理论成立，人类合作就没有希望了。

我们来看一下历史和事实。人类历史上很多变革，不是一种利益战胜另一种利益，而是一种思想、主义战胜另一种思想和主义，或者新的理念战胜旧的理念，也可以说理念战胜利益。许多变革表面上看似乎是利益的胜利，实际上是理念的胜利。好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战胜了其他的主义，所以中国共产党取得了胜利。

再看一下历史，华盛顿在200多年前建了美国这样一个体制。他没有当皇帝，当总统也只当了两届，显然不能从利益角度看，只能从理念角度来看。邓小平领导的改革，也不是出于他自己的利益，而是出于他的信念与理念。法国大革命，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理念的产物，而这些理念的创造者很多人是贵族阶级，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很多是出身于贵族或者受到贵族的支持。如卢梭的30%通信者、伏尔泰的50%通信者都来自贵族。中国共产党被认为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但共产党的创始人没有什么工人阶级。这也是这么一种理念的力量。也就是说，这些出身于统治阶级的人为什么要起来革命？是因为他们接受了一种理念，这种理念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马克思主义的理念。

现在我们可以说废奴运动也不是黑人运动，很大程度上是白人运动。在中国则有妇女放脚，在历史上的一段时期内，汉族妇女缠脚，脚越小越美。一百多年前，号召妇女放脚的是男人，非妇女本身。康有为这样一些人领导了这场运动，他们为什么要发起妇女放脚？因为他们有一个基本的理念，妇女缠脚使中国人在世界面前抬不起头来，认为我们是野蛮的、落后的民族。

为什么理念如此重要？理念和利益究竟有什么关系？简单说，前面讲的经济学，假定每个人知道自己的利益，也就是说利益本身由理念构造，也就是说什么是我们自己的利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客观的标准，而是依赖于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思想、什么样的信念去理解它。好比说，在几十年前，当农民认识到他的利益和地主阶级利益的冲突，或者工人认识到他的利益和资本家是冲突的，消灭了资本家和地主就可以得到解放，马克思讲的，失去的只有锁链，得到的却是整个世界，他们就起来闹革命。

如何做出一个更好的抉择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人们的利益不仅仅是物质利益，不像我们经济学所狭义假设地那样。我们有很多非物质的利益，这些非物质的利益，他们理念的敏感程度就会更高。好比说我们生活在社会中，要重视我们的名望，也就是说别人怎么看待我们，我们希望有一个好的声誉，我们做的事要正当，而什么事正当？什么事不正当？这样的理念一定会影响我们怎么去行为。所以我说非物质利益这方面对人们理念的依赖程度或者敏感程度就会更高。

关于利益问题，在经济学里长期以来定义得比较狭义：物质主义的利益。经济学说人追求幸福，这个幸福是满足很多物质的一种欲望，这个我觉得非常有局限性。我们知道，人是唯一理性的动物，什么叫理性的动物？我们做事是有目的的，是有计划的，不是完全凭本能做事。我们是根据自己相信的东西，根据我们认识到应该采取某种行动的东西来采取行动。这就是一般讲的“人作为理性动物”的含义。

如果一个人是理性的话，我们知道做任何事一定要找一个正当性的理由。这样的话就追溯到我们人生活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知道，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曾讲过这个问题。在两百年前，康德也探讨过这个问题，他认为人类本质性的目的是幸福和完善，这个幸福和完善与快乐不一样。幸福是对个人所追求目标的和谐整合。完善是最大限度地实现一个人的道德和在肉体上的一种潜能。我理解，这个和亚里士多德讲的含义是一样的，人类是追求卓越的，希望自己身上的潜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经济学上传统地定义理性人比较狭义，是效益最大化。简单讲，效益主要归咎于人的一种物质性需求。

再进一步看，我们可以把人类追求幸福在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进行延伸。时间很简单，比如今天在这里开会，并不是就这一件事考虑这件事，而是放在一生中，今天做的事可能影响我们的未来，我们一定不会简单地按照短期利益来决策。人类考虑的很多问题，超出了我们生命的长度。好比说在座各位想一下，假如你死之后，没有人替你收尸，没有人参加你的追悼会，你现在可能会非常难受。而不是说我死了，不管尸体抛在哪里没有关系。人类不是这样的。我讲的是，我们对于幸福的追求绝对不是短期的，所以有时候，为了生后的名声啊，愿意忍受生前的痛苦。也就是说，为了长远的幸福而放弃了短期的享受。

当然我们知道人类也有一个弱点，这个弱点是我们近视，看近处的东西比远处要大。未来一块钱肯定不是今天的一块钱。但作为理性人来讲，要克服这样的东西，要更为理性地考虑未来那个东西，未来的东西不像我们现在看到得那么小，眼前的东西不像我们现在看上去那么大，这样才能做出一个更好的决策。

另外一个是空间维度，人是社会动物，所以人的幸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和别人的关系，或者对你的看法。如你的名誉、权利等，这些都会影响你的行为，你认为做某种事是不对的，做这件事即使得到了物质的好处，但会受到别人的谴责，这时候就减少了你的幸福感，你就不会做它。所以这样非物质的信念对人的理念更为敏感，有什么样的正义观念决定你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理性应该是欲望的主人，而不是奴隶

还要继续谈一点对经济学的看法，我是一个经济学家，但我要做一点批评。经济学讲的理性，我们叫工具理性。工具理性简单说，人的目标是给定的，人理性意味着什么？我们尽量满足这个目标，最大化我们的偏好，最大化我们的效用。在这个意义上，按照工具理性，理性只是欲望和情感的奴隶，理性在制定人的目标方面没有什么大的作用。我认为人的真正理性过程中更重要的是目标理性，也就是说我们究竟该追求什么，而不应该追求什么。人作为动物作为一般的生物有很多欲望，哪些欲望应该满足，哪些欲望不应该满足，这是人区别于动物最重要的东西。在这一意义上讲的理性，就是帮助我们选择目标。理性应该是欲望的主人，而不是欲望的奴隶。大多数人是会根据一定的伦理原则选择我们的目标，这也就是康德讲的理性，理性首先是帮助人们选择目标，道德是约束人的偏好。

两千多年前，中国儒家代表人物之一荀子也有类似这样的话，“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什么意思？理性及欲望是一种本能，我们以我们的理性指导我们的欲望，这时候就达到了乐而不乱，否则我们就变成了“惑而不乐”。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伟大的一些古代思想家，包括我们的孔子，他和其他伟大哲学家一样，就是告诉我们人怎么追求理性的目标。跟经济学不一样，经济学强调用更好的方式满足人的欲望，宗教学家强调我们选择什么样的目标。我们知道一个人伟大与否，是平庸的还是伟大的，很大程度上是你的目标定在什么地方。如果你追求物质的快乐，这个人会变得非常平凡甚至庸俗。但如果追求超越了一般动物性的欲望，包括我们对名声，甚至本身在人类作为理性人这样一个概念的追求上，就可能使你变得高尚。这里我要强调工具理性是不够的，人类非常重要的是目标理性。因为有了目标理性，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宗教学家创始人才影响了我们这个社会如此之久。

亚里士多德讲过人有三种生活，一种是享乐的生活，一种是政治的生活（追求权力和荣誉），一种是沉思的生活。每个人都必须有享受生活，但我们又是人，所以不能仅仅满足于享乐的生活。他建议如果物质生活达到一定条件后，应该追求沉思的生活。这种沉思的生活不依赖于外在的，是一种自我满足，是神性的一种生活。这样用来指导我们人生的幸福非常重要。第三种政治的生活，这是追求权力、荣誉，现在来看这有很多代价，中国很多政府官员追求权力、追求享受，所以现在面临着很大的麻烦，因为他有腐败等严重问题，他们的生活并不幸福，即使没有被抓起来的时候也会非常紧张，随时可能出问题。

为什么过去三十年取得那么大的进步？

理念的力量在中国的应用。我们谈到理念的力量，一定要考虑这种理念的产生是一个过程，谁来创造这些理念？这就引出另外一个问题：领导力。我是用理念和领导力的双重结合来理解社会的变革。在这儿，我画了这样一个图，是一个简单的分类，理念可以正确可以错误，领导力可以强可以弱，这有四种组合，最好的组合是，理念是正确的，领导力是强的，其次是理念是强的，领导力比较弱。最糟糕的是理念是错的，但领导力很强。

为什么过去三十年取得那么大的进步？因为我们找到了第一象限——邓小平，他有比较正确的理念又有比较强的领导力。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未来会怎么样？从这个图形上可以看出，如果处在第一象限，有正确的理念和强的领导力，可以完成中国法治建设和民主化的变革。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可能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时间关系，我不再给大家具体讲，但我要强调一点：邓小平有很强的理念，又有非常高的领导力。如高考，邓小平在1977年国务院副总理主管着教育，第一项改革是改革招生制度，由原来推荐改成高考。这是他的一种理念，他认为要实行现代化没有人才是不行的，而要有人才，大学是最重要的，而大学要做好，选拔优秀的年轻人是最重要的，所以就恢复了高考。要恢复高考时，教育部部长和其他官员就比较左，不太认同，不断地拖，跟邓小平汇报说，高考来不及做，我们要做一些考核。这个报告给邓小平，小平说，你们有能力做就做，你没有能力做我找有能力的人做。这个领导力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未来，中国的改革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我们有什么样的理念。

思想市场的自由引导社会进步

最后要特别强调的是，理念既然如此重要，理念哪儿来？理念来自思想市场。我讲的是一种思想的自由竞争。所谓思想市场是指不同观点、信仰、理念、学术思想、主张之间平等地竞争。人类做的很多事，还没有实践，我们就得选择做还是不做，这时候就要靠思想市场的竞争来帮助我们做选择。如果到实践之后，是一种事后的检验，这时候可能已经犯了巨大的错误。

这个思想市场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学术市场，是创造理念的，这些由哲学家、思想家、学者、理论家来提供。第二个层次是理念的传播市场，包括媒体，特别是公共知识分子、出版商、教师，哈耶克称之为“思想市场的二手交易商”。第三个层次是理念的实践市场，包括政策的制定者、政治领袖。

这三个层次我觉得非常重要，但可以一般来讲是从第一个到第二个、第三个循序渐进的。这三个市场由不同角色的人承担，因为角色完全不一样。尽管柏拉图讲过哲学王，你当了哲学家就不可能当国王，当国王就不可能当哲学家。孔子是一个素王，素王就不能当国君。孔子当国君，我不相信后来有儒家的思想。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角色，每一个角色都非常重要。我要强调的是中国经常提出的一种观念，比如某一种理论观点出来后批评这个不实用，这是没有道理的。儒家一开始是不行的，但孔子提了这个理论以后，到了汉武帝时有350年左右的时间，中间经过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一个思想提出时，大部分人是不认同的，这就显示它持久的生命。耶稣被十字架吊死时，罗马帝国只有一千左右的基督徒，经过了300多年以后，罗马帝国把它确定为国教时，基督徒有三千三百多万，年增长率在3.4%左右，从一千多人，三百多年以后变成了三千三百多万。

我要讲一点历史的经验，思想市场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春秋战国时，我们出现了百家争鸣，出现了儒家的思想；在南北朝时期，很多佛教进入中国，并且不断地扩大。无论秦始皇焚书坑儒，还是汉武帝独尊儒术都是对中国思想的破坏，影响了后来中国思想学术的发展。

过去30年的改革，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思想市场的结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思想解放运动，这对经济学非常重要。大量的经济改革是通过经济学家的讨论。我个人亲身经历了双轨制价格改革，84年之前人们脑子里的改革就是价格调整，我当时写的文章改变了这个理念，我说任何政府制定的价格不是合理的价格，改革的唯一出路是放开价格，由市场来决定。这个观念，改革的思路才到一个新的范式。

总而言之，思想理念是非常有力量的，只有自由的思想市场，才能够为我们带来繁荣，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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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思考自由和言论自由

张维迎

2014年08月11日 15:10 来源：凤凰财经

人类新的理念、进步的理念，只能是人类自身创造的。当然创造思想的人并不是平均分布，并不是像过去经济学家讲的那样，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其实并不一样，有一部分人比大部分人更善于思考，更能提出一些新的观点来。这些新的观点一开始是少数人提出的。这些人一定是很孤独的，而且受到多数人的反对。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人提出的观念不断的被人们所接受。于是就变成了一种制度，我们就生活在其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思想和表达的自由对人类的进步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扼杀了思想的自由、思考的自由，扼杀了思想的话，人类进步的种子就扼杀掉了。我们的所有进步都隐藏在新的思想当中。

我们知道，思想的自由竞争并不一定导致被普遍接受的思想一定就是最好的思想。因为要受到来自于人类本身无知的限制。我们接受一个观点，最后也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但是，如果人类要避免犯巨大错误的话，不同的思想自由竞争是唯一的办法。从历史上来看，如果我们的思想市场是市场化的，非强制的，没有一个思想可以长期的主导社会。如果施加了一种强制，使某一种思想变得垄断之后，就会遏制其他的思想，会对人类的生活造成影响。像我刚才讲的计划经济，再往前讲，像中国历史上思想市场最好的时期是什么时候呢？是在春秋战国时期，那时候创造了灿烂的中国文化。但是到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就是否定儒家的思想，再到汉武帝的独尊儒术，这种思想都是错误的，无论是肯定它还是否定它。从此之后中国的思想就非常单一，除了到南北朝期间比较混乱的时候有新的佛教又起来了。无论是扼杀或者是树立垄断地位，其实都是对思想市场的破坏。

还有一个意思，人类社会的所有进步都是多元化的，包括观念、思想的多元化是非常重要的。人类从生物学上是怎么进步的呢？一定是由变异引起的，变异就是跟之前不一样。如果不允许变异，如果把变异扼杀掉的话，人类恐怕跟猴子差不多。新的思想就是一种对传统的变异。我们知道在多元化的状态下人类才能够取得进步。中国这二千多年停滞不前，为什么二千多年停滞不前？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思想被垄断了。我们只接受一种思想，就不可能再进步。反观欧洲是不一样的，中世纪的时候是黑暗的，基督教的统治也是垄断。但是在后期文艺复兴之后不同的思想出现了，这才导致了他们的进步。这一点用在今天也非常重要。如果总是要追求一种思想，追求所有人有统一思想的话，中国不可能进步。所以思想市场非常重要。

我认为，人类所有的自由里面最重要的自由就是思考的自由和言论自由。我们可以自己思考，但人类的思考如果仅仅是自己思考而不跟别人交流的话，你的思考不会达到一定深度的。只有在交流的情况下，你自己的思考才能到达一种深度。为什么说这个自由最重要呢？跟我前面讲的第二个问题是相关的。没有其他任何的强权或反自由的东西，只要允许人们思想的自由，可以避免人类很多的灾难。比如刚才讲到的五十年代的大跃进，只要可以实现思想自由，只要每个人可以在媒体上自由表达自己意见的话，大跃进是搞不起来了。即使毛泽东想发动，有人追随，有人就会反对。我们会看到好多事实证明这个东西是不对的，那么就会停下来。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中国的好多灾难都可以说是由于没有思想市场、没有思想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讲，思想自由是人类所有自由当中最重要的东西。有了思想自由，专断的、独裁的权力其实都可以被摧毁。反过来也可以这样讲，如果要维持一种绝对集权的话，限制思想自由和消灭思想市场就是必然的。这是我讲的第三个意思。

第四个意思，中国三十年的改革是功利主义主导的改革，未来要从功利主义转向一种权利优先或权利主义。两百多年前，英国经济学家提出功利主义之后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功利主义讲目标是第一的，为了目标可以不择手段。只要目标是正当的，任何手段都可以使用。在我们国家来讲，这也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当然，经济学家的目标是有一个社会福利或效率为导向。用在中国的话就是国家利益，只要我们认为国家利益是神圣的，所有对人类其他权益的侵犯都是正当的。好比说我们认为国家利益就是要经济发展、快速的发展，快速发展的话就要去建好多新的高速公路、厂房设备，这时候就要有拆迁。要拆迁的话，因为我的目标是正当的，所以用什么手段拆迁都是次要的。中国的政策基本上是功利主义政策。经济学家论证要市场，因为市场提高效益，所以也是功利主义的。

现在到了这个阶段，要从功利主义转向一种权利优先或权利主义。简单来讲，人类有一些基本的权利，包括自由、人的尊严，无论出于任何目的都是不可剥夺的。西方经过启蒙思想家的努力，已经形成了基本的共识。尽管经济学家、经济理论是很功利主义的，但是并不能够动摇西方世界基本的权利哲学。由于中国没有经过思想启蒙的洗礼，所以这种功利主义一定是对人类基本权利的损害。到今天应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来。

我们再看一些新的改革措施的时候，我认为不能仅仅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不能用GDP的增长来判断某一个政策是好还是坏。当然我不是绝对的反对功利主义的，因为在某种情况下功利主义还是判断标准、成本的计算。在人类的基本尊严、人权的问题上，我们不可以用功利主义。这种思想如果能够成为很多人的共识，如果能够成为政府制订政策的共识的话，就可以避免由于发展而导致的很多负面的影响。现在社会的很多不安定因素都与个人权利的维护有关系。

我提出这个问题，也是希望大家去思考。我们未来真正的市场经济一定是要基于个人自由、权利、尊严的基础上，所有的政策不能越过这条底线，甚至未来对民主制度的评价，也不可以是纯粹的功利主义。搞民主的话，我们比较一下印度。印度是民主国家，但是经济发展很难，在印度修一条公路太难了，中国很好，效率很高，这种思路可能是错误的。当然也可以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提出这个质疑来，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看，很多集权的东西看起来有效，做起来很强有力、很快见效，但是从整体不一定是有效的。举例子来讲，正因为这样北京的城墙都拆掉了。现在到中国的很多城市去看都是千篇一律，我觉得这是功利主义的思维，也是跟政府有关系的。我先讲到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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