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2-23日，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有文艺工作者、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共100多人参加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并在第一天发表“引言”最后一天归纳“结论”，全面系统无比权威正确地论证了“文艺工作（者）”与“一般革命工作（者）”的关系，从此中国诞生了一个很具特色、无与伦比的职业群体叫做“革命文艺工作（者）”，沿着伟大领袖给指引的正确立场、态度、工作对象，这群天真烂漫而又无比悲催的知识分子群体在“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漫长革命历史过程中不断学习改造，扮演了无比特殊而又诡异的社会角色，发挥了无比重要但莫名其妙的历史作用。

在这些参加“座谈会”的老革命文艺工作者眼里，文艺成为创造生活与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艺术创作好比“武装群众”、专业艺术家就是“正规军”、业余文艺爱好者类似“地方武装”，一些有群众观点真还难能可贵地认为，革命文艺工作“一方面需要脱离生产的正规军，但更需要大量的不脱离生产的地方武装”；而且，要明确文艺作品针对的对象是“革命群众”包括革命青年、进步军人、工人、农民和官员，因此要“深入浅出”“少玩抽象的不必要的雕琢语句”；他们认为，“在为人民大众谋福利，为多数劳苦人类而奋斗的，这崇高的目的上，文艺和政治，是殊途同归的”，“假如说，革命的理论是从思想上影响人去朝向革命，组织人为革命而行动，那么革命的文艺创作则是从情感到理智去影响人走向革命，组织人为革命而生，为革命而死。”革命文艺工作者们应该搞好自己的“思想革命”，“最好的方法，是把自身投入劳动人民的熔炉，消灭旧我，产生新我，同他们结合起来”，选择一条“从生活到文学”的道路，在“长期的，广阔的，复杂的生活”中学习创作。

对此群体的角色和定位，还是伟大领袖高屋建瓴！他教导他们说：革命战线，千条线万条线，其实就是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要战胜敌人，仅靠手里拿枪的军队还不够，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这支文化军队五四以来早就在中国形成并帮助了中国革命，革命文艺运动在十年内战时期就已经有了大发展，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革命文艺工作者来到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为此，革命文艺工作者首先要站在无产阶级、人民大众和党的立场上来；其次要解决“歌颂还是暴露”的态度问题，要分清“三种人”（敌人、同盟者和自己人）并针对其需要区别对待——对于敌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在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并指出他们必然要失败的趋势，并坚决地打倒他们；对于统一战线中各种不同的同盟者，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有联合，有批评，有各种不同的联合，有各种不同的批评，采取或赞成、赞扬或批评、反对的态度；对人民群众，对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对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当然应该赞扬，应该是使他们团结、使他们进步、使他们同心同德，向前奋斗，去掉落后的东西，发扬革命的东西，而决不是相反；至于工作对象问题，就是文艺作品给谁看的问题，要分不同地区、不同时期针对范围大小不同对象，总而言之就是“革命群众”主体是工农兵及其干部，革命文艺工作者应该用群众熟悉的语言与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

说到思想感情，伟大领袖懂了真感情，他现身说法道：“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他老人家语重心长地谆谆教导他们这些资产阶级出身的臭知识分子说：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存在决定意识，就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客观现实决定我们的思想感情。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却把这个问题弄颠倒了，说什么一切应该从“爱”出发。就说爱吧，在阶级社会里，也只有阶级的爱，但是这些同志却要追求什么超阶级的爱、抽象的爱，以及抽象的自由、抽象的真理、抽象的人性等等。应该很彻底地清算这种资产阶级的影响，只有把这些弄清楚了，革命文艺才能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

革命文艺是为什么人的？当然是为了人民大众“革命群众”——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要为这四种人服务，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解决了，接着的问题就是如何去服务。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如果没有这样的文艺，那末这个任务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地完成。除了直接为群众所需要的提高以外，还有一种间接为群众所需要的提高，这就是干部（群众中的先进分子）所需要的提高。总起来说，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的原料，经过革命作家的创造性的劳动而形成观念形态上的为人民大众的文学艺术。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而且提倡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革命文艺工作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对于整个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文艺服从于政治，文艺界的主要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其标准有二，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最高标准是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

伟大领袖针对当时延安有些人们主张用“人性论”创作革命文艺这种糊涂观点。例如说什么“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会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说什么“从来的文艺作品都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只有真正革命的文艺家才能正确地解决歌颂和暴露的问题。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说什么“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对于人民，基本上是一个教育和提高他们的问题。除非是反革命文艺家，才有所谓人民是“天生愚蠢的”、革命群众是“专制暴徒”之类的描写；说什么“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但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的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我们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使人民大众不易看懂；说什么“我是不歌功颂德的；歌颂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对于人民，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无产阶级，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这样的人不过是革命队伍中的蠹虫，革命人民实在不需要这样的“歌者”；说什么“不是立场问题；立场是对的，心是好的，意思是懂得的，只是表现不好，结果反而起了坏作用”？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总结经验，研究方法，在创作上就叫做表现的手法；真正的好心，必须对于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说什么“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重复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错误，就要妨害创作情绪”？马克思主义确实破坏创作情绪了，但它决定地要破坏那些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他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对于无产阶级文艺家，这些情绪应不应该破坏呢？我以为是应该的。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革命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解放后，革命文艺工作者接受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新的洗礼，并经历了反右、文革等一轮又一轮“文艺整风运动”，特别那几部全国亿万人民齐声歌唱的革命歌曲、革命样板戏在“英雄形象高大全、艺术内容假大空”方面曾一度达到史无前例、登峰造极的极致状态。按照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的形势判断：“在无产阶极革命和无产阶极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儿十年，甚至更多的时尚)存在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简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这种阶毅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约、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而文艺是阶极斗争的武器，掌握这一武器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在阶机斗争中负有特殊的责任，不但要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同全国人民一道，以普通战斗者的姿态全力投入这一斗争的洪流，而且还应当在斗争中接受考验，积极改造自己，起到啃兵的作用，迅速及时地反映和歌烦……这就是革命文艺工作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基本角色定位、职业目标和群体任务。最后的结局非常悲催，很多对革命（包括革命群众与革命干部）忠心耿耿、像鲁迅那样“鞠躬尽瘁”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如乌·白辛同志）没法活下去了，最后以自杀“死而后已”。

时至今日，我们取得“无产阶级革命政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半个多世纪了，连篇累牍地制造出让人看了就恶心不已的革命红色经典特别是黄色革命抗日红剧来黄我中华的，不少就出自这样一群按照“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创造路线、突破文学艺术工作职业底线从事胡编乱造神创作的“革命文艺工作者”之手，真是令人痛心疾首啊啊啊……不知道说什么好！

附：

    对于乌·白辛，就不能叫先生了，只能称他为同志，因为他的确是一个纯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当然，这并不是说“先生”就不革命了。但乌·白辛是党内人士，党内彼此是称同志的。因此，我就按照共产党的规矩，也称他为同志，尽管我不是党员。

    其实，我并没有见过乌·白辛同志的面，他似乎是我长辈的长辈，属于跨越了新、旧两个时代的革命文学艺术工作者。乌·白辛同志在跨越这两个时代的历史进程当中，在社会的大变革中，写了大量的话剧、散文、随笔、诗歌、电影、游记等等，是一位多产的剧作家。像话剧《赫哲人的婚礼》《黄继光》《雷锋》，诗剧《印度来的情人》，歌剧《映山红》和《人民的好儿子——焦裕禄》，等等，还有享誉大江南北的电影故事片《冰山上的来客》，以及他写的长篇随笔《从昆仑到喜马拉雅》等等，可谓著作等身。

    在少年时代，我曾经看过他创作的话剧《赫哲人的婚礼》，正是这出剧，使我对哈尔滨话剧院，对那里的演员，对这座城市，心生了一种文化上的敬意。《赫哲人的婚礼》是一出悲怆的民族史诗，而乌·白辛又是赫哲人的儿子，因此，他的创作充满了激情，充满了悲愤，并使得他笔下的风景充满了传奇色彩。

    特别是他创作的无场次话剧《黄继光》，让人们再一次看到了他迷人的才华，和对党的忠诚。剧作家写道：当观众走近收票口，进入剧场的前厅。戏剧便从这里开始了：剧场的前厅弥漫着恬静，淡淡的蓝色光雾。斜刺里有一道刺眼的强光投在巨幅的油画上：硝烟火焰黄继光张开臂膀，像飞鸟一样横向敌人的喷火口……声音：远远的山谷里战斗的声音。远远的山谷的回响……观众走进了剧场。……的确，从乌·白辛的话剧，从他的电影，从他的字里行间，我们无时无处不能感受他那颗对党的赤诚之心。

    读过他的长篇游记《从昆仑到喜马拉雅》之后，我几乎难以置信，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就那么两三个人，两三匹马，两三只大杆枪，穿着普普通通的军大衣，就翻越了帕米尔高原、昆仑山、岗底斯山，闯入了喜玛拉雅山，并拍摄了大量的纪录片，如《在帕米尔高原上》《雪山巡逻兵》《勾格王国遗迹》《风雪昆仑驼铃声》等等。而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去这样艰险的地方，我国的强势媒体一定会全程跟踪拍摄的，同时还会配备数不清的现代化设备、卓尔不群的取暖装备、登山鞋、冰镐、氧气、现代化通讯设备，等等等等，还要设立大本营之类。但当年，乌·白辛他们什么都没有，仅仅是普通军人的装备，三两个人，就把这些活儿全都做完了。我相信，在乌·白辛那个时代登这些雪山、冰山，比现在要难得多，但是，让现代人这么一折腾，一咋唬，似乎现在登山的难度比过去增加了一万倍似的。想想看，当年一个普通的剧作家，领着两三个战士，一个向导，就这么悄无声息地翻越了帕米尔高原，翻越了岗底斯山，翻越了昆仑山，挺进喜马拉雅山。真是不可思议，也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但又由不得你不信。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之中，在如此不平凡的经历之下，回过头来，我们再看他创作的故事片《冰山上的来客》，就难怪影片有这么大的震撼力，有这么强的艺术冲击力，有如此浓烈的艺术感染力了。电影一开头，在瑰丽的景观之下，剧作家就用诗一般的语言唱出了对水晶般的冰山，对野马似的雪水河，对飞驰万里的戈壁滩的无比深情与热爱。让观者无不动容，让闻者无不感慨。

    乌·白辛同志是哈尔滨市文联的一个老同志了，是市文联的开山鼻祖之一。按说，我们是一个单位的。说句心里话，对于文联老作家、老艺术家，我除了全佩服、全崇拜以外，但最佩服、最崇拜的应当是乌·白辛同志。但是，这样一个纯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却古怪地在“文革”中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和污蔑，被打成了“黑帮”，的确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百问不得其答。“岂知千丽句，不敌一馋言”哪。最后，剧作家不堪其辱，在江北太阳岛的一长椅上，手握着一本《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自杀了。呜呼哀哉，“才展凌云志，俄成失水鳞。葵枯犹向日，蓬断即辞春。”可惜呀。

    我曾经很庸俗，很小心眼儿地呼吁给萧红女士、乌·白辛同志在江边塑一个像，我知道，这样的事做起来会有一定的难度，但我仍然会继续呼吁下去。呼吁，也是一种纪念。

    乌·白辛（1920—1966），原名吴宇洪，赫哲族，吉林永吉人。乌•白辛是解放后成就卓著的第一位赫哲族戏剧家。他先后改编创作了20多部歌剧、话剧和电影文学剧本。影响较大的有话剧和电影文学剧本《冰山上的来客》、《赫哲人的婚礼》，歌剧《好班长》、《焦裕禄》、话剧《黄继光》、《雷锋》等。其中《赫哲人的婚礼》是赫哲族新文学的代表，也是当代文学史上由赫哲族戏剧家写的第一个反映我国人口最少的民族的生活和历史的剧本。

链接：http://hlj.ifeng.com/culture/figure/detail_2014_07/21/2625619_0.shtml?_from_ralated

http://xxgk.jxfz.gov.cn/yh/bmgkxx/daj/gzdt/zwdt/201209/t20120910_1515382.htm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4-06/24/content_154509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