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遗症：老辈经济学家那点事儿-书匠宝元博客-财新网

说到专业背景，书匠其实是很尴尬无奈的。

自以为是经济学科班出身，但经济学界圈里人从来不认；说是搞管理学的吧，说穿了还真是半路出家的。

想当初，年轻的时候，感到自己似乎什么都行——计划统计搞混搭，经济管理不分家，财经从来不算账，国民经济有计划，宏观管理还专家……结果很尴尬：人家“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现在人老体衰，干什么都没有一点自信了，但因身在京师学堂这个大庙里，人家又转过来了：“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什么“教育专家”、“中心主任”还“著名”……说来都脸红！

但不能不承认，庙大了、平台高了，眼界确实开阔了很多，能够见的大人物，无论是数量还是在质量上，似乎都上规模、上档次，一来二去不知不觉爱上你，也将自己的胆子搞得是贼大贼大的。比如，“老辈经济学家那点事儿”这样的题目，放到前些年，你就是打死我，书匠都不敢说出来写出来的。

在书匠三十余人的经济管理教育职业生涯中，在印象里恍恍惚惚、飘飘渺渺的中国老辈经济学家，就那么有数的几位。其中，有些有一面或数面之缘，有的远远隐隐约约曾瞅见，有些根本无缘面见，只在书里文章里梦到过。但在我印象里，这些可怜的老辈经济学家身上，都或多或少，无不打上文革历史烙印，有的还有明显的“后遗症”，伴其终身。

早年，书匠最崇拜的偶像就两位：一是早已成塑像的孙先生，相隔很远，自然无缘面见；另一位就是身份多重的于先生，他在“六四”学潮后被内部“帮助”期间，书匠真还与个哥们一起登门追过星，后又在数次场合有幸面见，早前他老去世时，我还专门写过一篇祷文，故而不再赘谈。

还有两位，稍微年轻的老辈经济学家，一个是茅先生，一个是吴先生，也是书匠十分佩服的。他们虽然身处位置有差异，但都在官衙科研机构任过职，也都遭致过那可怕非人道的文革厄运，但二老都能够凭借一个独立学人的良知和良心，对历史做深刻（特别是现代经济学乃至人文经济学）理论思想反思，而且，能够伴随着时代脉搏、顺应世界潮流与时俱进，真是活到老学到老、探寻追求真理到永远的典型模范。直到目下，二位还都作为明星经济学家，向社会发送着无限光芒正能量。鉴于此，书匠也可以省去，不再絮叨。

这里要重点说说的另外有两位，他们都是书匠母校老师，虽然一“土”一“洋”学科有差别，但他们都凭着一本教科书吃喝一辈子，而且，在他们身上别无二致地凸显着最扭曲的文革后遗症，故特别值得说一说。

一个是典型的“土八路”，据说当年是挎着盒子枪、骑着大马进入大学校园的。其学科专业是“政治经济学”，饶恕书匠孤陋寡闻，他的著作文章从没有拜读过，只知道他有一本经久不衰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而且凭借着此政治必修课的官方垄断权，源源不断地一版再版一次次修订重印，成为类似《毛主席语录》的畅销教科书。书匠对他老人家的浮光记忆，虽然平生只有两次，但印象无比深刻——

一次是在武汉的一次全国政治经济学年会上，也许是他老人家在圈内资格老辣，因而当仁不让地坐在第一排，谁上来发言，他都要指手画脚、哇哩哇啦评论一番……给书匠留下了无比“刺激”的第一印象。

第二次印象，则更加令人难以忘怀：若干年后，在一次某机构成立三周年纪念念会上，主办单位别出心裁地想搞一个“老少学习恳谈大联欢”，主席台上坐着包括他老人家在内的五六位老辈国宝级著名经济学家，年龄都在八九十岁以上，而下面坐着黑压压一大片幼童小学生，议程进入到提问阶段，有个小学生特别向我们这位著名经济学家老爷爷提了个简单问题：“我想问S爷爷，什么是经济？经济是什么意思？”

这位老爷子一听，清了清嗓子，哼哼哈哈开始讲课了：“啊……经济嘛，就是‘经国济世、经邦济世’……啊，……古希腊色诺芬曾经写过一部著作，叫《经济论》……“

一听这话，在场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而且是目瞪口呆……这时，主持人看着这尴尬场面，赶快把S爷爷的话打断，出来圆场说：“我来给小朋友把S爷爷的话给你翻译一下……“

——这就是我至今记忆犹新的老辈著名经济学家文革后遗症状之一：整个一个不学无术吃喝玩乐大学问家，我们伟大光荣正确新中国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文化浇灌（娇惯）培养出来的经济学大师！

另一位是典型的“海归派”，据说是在美国拿的洋博士学位，早年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经济学》教科书那个最好的商务印书馆版译本，就是他的杰作。据他的同辈同行同仁经济学家茅先生介绍评价说，这本教科书翻译得真叫绝了——你对照着看，没有一句话是字面直译的，但中英文的意思简直是“严丝合缝”，真正做到了严复所说的信达雅，实在是太好了！他老人家也是凭此编写了最权威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而且也像S爷爷一样，成了最畅销的国版教科书，可以说是，吃了一辈子“西方经济学”的饭。

对于这位爷爷，书匠自然也是久仰大名、如雷贯耳。但上个世纪末教育部社科司举办的一次西方经济学研讨会上，我真正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面见聆听了他老人家的专业学术演讲，立刻印象颠覆且脑袋发晕。

当时，主席台上坐着的，也是一排八九十岁专门研究西方经济学，而且在该领域最具权威性、最有声望的泰斗式人物，不过这次下面坐着的，黑压压一片不是幼儿小学生，而大都是我这样看着他翻译的萨氏教科书跨进现代经济学殿堂，谋他大名而来的大学生研究生们。

但是，令人失望而困惑的是，这个名为“西方经济学研讨会”，其实是一场活生生的“西方经济学批判会”，主席台上吃了一辈子西方经济学饭的老爷子们，轮流炮轰万恶的西方经济学，其中批判力度最大的演讲，当然要算我们这位最权威老爷子了！

他老爷子唾沫星子四溅，不怕口干舌燥，苦口婆心地用火腿肠、馒头的例子，向我们这干无知学子“通俗易懂”地解释说：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从其“经济理性人”基本假定到整个逻辑推理全是错的，但是为什么他不告诉他是错的呢？因为他如果他这么说，他的教科书就卖不出去了……我的神爷爷呀？！怎么是这么个状况呀？如果当时胆子大一点，很可能会冲上前去要好好问问他：既然如此，你又是出于什么动机或目的翻译他的著名著名教科书呢？而且还翻译得那么到位那么好？你该不是别有用心故意将它翻译过来毒害我们中国天真无邪的青少年们吧？嗯！

自从听到如此这般精神分裂症的学术演讲，书匠也都快要精神分裂了！直到现在，就在的眼前，书匠这恍恍惚惚、不知所措的精神状态，是不是从那时候留下来的后遗症？还真难说不是。

本来，亡者为大，世人不说故人身后话，这样既不厚道也不地道更不人道，但谁让我们这世道越来越不人道，再不拿来把人情事理清楚地说道说道，我们现在及未来还要将要在世的人还怎么活呀？你说呢？！

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