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书匠，60后，九大记事，读书教书又九大，少年文革噩梦与青年改革美梦时常穿越在中老年的生涯生活中，挥之不去。近年在诸多宏大娱乐非玩笑事件刺激下，更加精神分裂，特别是日前姥爷盛宴，让八竿子打不着的书匠“吃饱了撑的”，于是，在一篇不知出处的无名氏网文《中国知识分子百年祭》点拨下，借助移动互联网便利平台及百度资源，做此非专业票友《文革史记》，为哪些经历文革劫难、因言获罪的、其学术（知识）生命乃至身家性命和自然生命被革了命的“分子”树个小碑立个列传，虽属非正非野非专业之史，但作为引玉之砖，以刺激那些像司马迁拥有职业之道德、独立之精神、专业之技能的史学大师专家，在不远的将来能够修一部“正儿八百”的文革史记，还是有意义的。但即便借助现代化技术工具，一旦动起笔来发现工程浩瀚、工作量极大，非一日或数日之功所能成，何况在宏观环境不宽松、政治意识形态很敏感、学术思想动向很紧张的现如今各种变故都可能发生，说不定此话也不能在博客上说要说也给你删帖了、非说就请你喝茶乃至……后果不堪设想哦！所以只好假以时日慢慢来了，走一步看一步、有一搭没一搭地偷时间写点，分期分系列分布。为简篇幅，行文可能有些不文不白不伦不类窃窃私语，还望博友海涵将就着读看、热情发言评论，不是之处可以批评批判，但万祈诸友嘴下手下留情，不要像文革红卫兵革命小将那样革了书匠的贱命，拜托了！

前文革五大右派列传

       据中共中央公布的资料，1957年和1958年共划右派552973人， 1978年后“改正”552877人，不予改正（“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96人，其中，中央级5人，分别为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

       五大右派，都是民盟领导或成员，骨子里都有理想情怀、浪漫气质和自由个性，专业领域为政治学与历史学，都有矢志不渝、新旧时期一以贯之的自由理想民主思想，都是令人感动的爱国民主人士，都是因言获罪，而且是被邀请发言帮党政风而获不赦之罪。

       1957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发出了整风运动的指示，并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参加参加座谈会，帮助整风。章伯钧时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交通部部长、农工民主党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提出“政治设计院”主张，时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森林工业部部长、民盟中央副主席罗隆基建议成立一个“平反委员会”，时任民盟中央委员、上海市政协常委彭文应在言论提出“学习苏联不一定好，学习美国不一定坏”，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因反对“党天下”,民盟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仁炳因”对共产党整风方法有不同意见”被毛泽东点名。

        被打成右派后，5人均受到严厉批判，铺天盖地的揭发、批判与控诉接踵而至，处境艰难 ，其中三人不得善终。章伯钧社会职务基本上被撤销，只保留了全国政协委员这一项,，文革时期全家遭受迫害，1969年病逝于北京；持续的批斗使心力交瘁、气血两空的罗隆基终于低下了高昂的头，从发誓“把自己的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到反社会主义”，转化为承认自己“企图把民主同盟造成一个大党，同共产党分庭抗礼”，1965年因害心脏病突然去世的；彭文应遭批判之初，其病妻邓世琳就受惊吓身亡，次子彭志平在极度苦闷和压抑下服安眠药自杀，被撤销一切职务并取消原工资津贴，生活陷入困境，还拒不认错，1962年因心包炎败血症病逝，终年58岁，临终前曾写致毛万言书建议在全国范围内结束反右斗争，文革时被掘墓抛尸；储安平妻子与其离婚、同事纷纷检举揭发，“胆战心惊、坐卧不宁，惶惶不可终日”，不得不“向人民投降”，不久被免职务，并被打成了大右派分子，文革一开始又被揪出来，遭受多次批斗后投河自杀未遂，被造反派看管起来，后不知所踪；陈仁炳是这5名中央级未获改正的右派当中唯一一个活着看到自己没有被平反的人，1990年对自己“还活着的真右派”身份不予改正而耿耿于怀、抑郁而终，享年81岁。

        据考，大英百科全书已经上了中国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的条目，基本释义为：章伯钧、罗隆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下，要求实行民主政治。

       章伯钧（1895-1969），安徽桐城人。早年留学德国柏林大学攻读哲学并由朱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任中山大学教授参加民主革命运动并以共产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农工部兵农联合委员会主席、第九军党代表，参加南昌起义被任命为总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起义军失败后流亡香港从此脱党，后参与组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曾任福州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任经济委员会委员宣布反蒋抗日并通缉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等，抗战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曾参与组建民盟并任中央常委兼组织委员会主任，民盟被迫解散后同沈钧儒等决定在香港恢复民盟总部和与中共的合作，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改组为中国农工民主党后出任主席。1948年响应中共“五一”号召，从香港到东北解放区参与筹备新政协。

       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交通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及光明日报社社长等职。1957年，在中共发起的整风运动中，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号召，帮助共产党整风，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发言，提出意见和建议。反右运动开始后，被点名划为右派。章伯钧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后，被保留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等职位。“文化大革命”中，全家遭受残酷迫害，他忧愤成疾，病逝于北京。

       一开始，听到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非常兴奋，认为是毛对自身理论的突破，曾对人说：“第一代领袖是决心要把国家前途掌握在自己手里的领袖，第二代领袖是要能满足人民生活渴望的领袖，而生活又是不那么容易满足的。毛泽东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途径，他很可能要去完成两代领袖的任务。”章对即将来临的大风暴似乎并无预感，当中共提出以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时，是很真诚地相信并积极帮助党整风的。不久，中央统战部召开整风座谈会，一位领导还亲自打电话希望他在会上一定要讲讲。1957年5月21日下午，正患腹泻的章伯钧乘坐吉姆轿车前去参加会议，在车子里构想出了一个“政治设计院”的方案。事后总结起来，其主要论点大致如下：

        ——近二十多天来，全国各地都在谈论人民内部矛盾、帮助共产党整风，提出了很多意见，看来是正常的；

       ——鸣放，并不影响共产党的领导，而是愈益提高了共产党的威信；

       ——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给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

       ——现在大学里对党委制很不满，应该展开广泛的讨论，制度是可以补充的，因为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的路。这样搞，民主生活的内容就会丰富起来；

      ——政协、人大不要等到期满，今年就可以进行明年要作的大事的讨论；

      ——近一两年来，政府对老年的知识分子，有所安排，收到了极大的效果，但是，还有些名望较小的知识分子，思想已经起了很大变化，生活也有困难，政府应当有适当的政策，逐步地解决他们的问题；

       ——国务院开会常是拿出成品要我们表示意见，这种形式主义的会议可以少开；

       ——镇反、三反、肃反中的遗留的问题，党和政府应该下决心检查一下，检查要有准备，要好好作；

       ——今后有关国家的政策、方针性的问题，多听听多方面的意见，如果党内一决定，就那么干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的，如文字改革，我认为既不是国防机密，又不是阶级斗争问题，是一个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却只有少数热心分子作了讨论。如果文字改革问题等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没意见，我不反对；如果是文化问题，就应该在党内外展开讨论，应该多从学术、政治、道理上进行讨论。

       结果，章伯钧这一篇发言，成为中国第一号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很快，组织上对他从政治上进行了处理，所担任职务一个个被撤销，只保留一个全国政协常委头衔。不过，在生活上还受到宽容对待，所分三套三进三间住房未动，工资虽然从三级降到七级，但还被允许保留了警卫员、秘书、司机、厨师、勤杂工及保姆。但在政治上再也无权参会发表演讲，无权著书立说，无权看高级干部参阅文件，无权参加游行、集会等群众性欢庆活动，并多次检查、接受批判，只是因为他过去有名望又系知识分子，才被冠以右派而没有被定为反革命罪名。

       被划为右派以后，章伯钧无权在重大政治活动中露面了，但他对共和国却充满感情，每年国庆节那天，他都要早早起来，刮好脸，衣服穿得端端正正的，以示对共和国的尊爱。在大跃进年月里，章对这种浮夸风气深感忧虑，文革开始章心情沉重地对家人说：“中国当代史上最大的浩劫开始了。”当时，章伯钧内心还有一个深深的隐痛：他觉得自己对数十万右派分子，感情永远无法摆脱歉疚。在反右运动中，与罗隆基、章乃器等人相比，他的认错认罪行动是最早的，他对家人说：“我不认错，这个运动能收场吗？”为此，他下了决心检查认错。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令他心寒。1959年，在一次全国政协会议期间观看演出，章伯钧无意中发现他的座位与梅兰芳先生紧挨着，出乎意料之外，梅先生一看见他，便立即起身主动和他打招呼：“章部长，你好吗？”这一句很普通的寒暄，却使章伯钧大受感动，回家后激动地感慨：“许多昔日故旧，不及梅先生这样素无交往的人呵！”1962年的一天，章伯钧被一个大汉从背后抓住，他回头一看，原来是田汉先生，就返转身将他拉到东安市场人行道上叙谈了半个小时。从划右以后到他逝世，在公众场合见面后与他主动打招呼的人仅此而已。

       尽管章伯钧已经在政治上被打倒了，但是悲剧命运仍没有放过他。文革一开始，家就被抄，并变成造反派红卫兵“联络站”，多年积累、收藏起来的二十万册书籍、六千件历代字画被抄没，另有古董、瓷器及其他名贵物品被搜去，并接受多家单位轮番批斗，整天穿着破旧衣服，每月仅发给生活费十五元，开始学着给妻子补衣服，精神状态实际上已经麻木。不久，身心备受摧残患上了多种疾病，医院不敢收治这天下第一号右派，1969年5月17日带着人间深深的不平，带着内心无限的悲怆、愤懑，含恨去世，享年74岁。

       章伯钧语录：（1）“《圣经》上说：‘有时候，我们的英雄似乎只比土匪头子稍稍强一点。’我看两千年前犹太人说的这句话，在两千年后的中国应验了”（2）“要做一个真正的人，最起码的条件和最终的要求就是表里如一，始终如一。无论生忧患之中，还是处落魄之境，无论自幼至长，还是自长至老，在这个问题上应无一刻的松动。”（3）“近代中国之败，败在热衷权力的人太多，始终忠于理想的人太少。发动批判的人如不能自我批判，他一定是把批判当作获取权力的另一种形式。”（4）“思想与政见是人人不必尽同的，亦事实上所不能尽同的。如强人以相同，或胁之以相同，只是徒劳而已。不同之中，何以相安？何以共处？则唯有遵守民主精神，确立民主的作风，尊重异己，接受批评，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这是择善而从，不必攻乎异端，如能如此，斯能安矣，斯能处矣。”（5）“对一个贫穷国家来说，经济就是政治。现在我们的社会主义是畸形，我想连毛泽东本人也不知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政治上是巨人，经济上则是侏儒，加上我们总爱学苏联，把军备开支列在第一。现在一时看不出来。就像刚出娘胎的畸形，过几年，我们作为社会的每个细胞，就会承受这种畸形的痛苦。对共产党的最大威胁是什么？不是抗美援朝，不是第三次世界大战，而是一旦国门大开，老百姓发现外面的生活比自己好的时候，对一个执政党的真正威胁便来临了。”（6）“运用自由，享受自由，这本是人类社会共有之合理的权利，亦同是人类理性生活之崇高的表现。它从不受暴力的支配，并永远反抗暴力的侵犯。暴力虽时或得逞，然终归于失败。民主自由之神，依然无恙。本来，自由之获得，非出自天赐，非出自任何人的特许。而人类长期斗争的结果，得之愈艰，食之愈甘，爱之愈切。”

       罗隆基（1896-1965），江西安福人。五四运动清华学生领袖、勇敢革命战士，曾留美威斯康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为英国著名政家拉斯基教授得意门生，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治学博士学位。在英国留学期间曾结识法律系学生张舜琴并恋爱结婚一同回上海生活，翌年诞下一女（满月后夭折）随后离婚，虽然曾跟当时诸多著名女性如史良、刘王立明、王右家、浦熙修、杨薇、罗仪凤等谈过恋爱，但都没有结果。

       学成回国任教上海光华大学任、创办主编新月杂志，曾因发表反国民党“一党专政”言论而被捕，九一八事变后公开演讲主张武力抗日，皖南事变后发起创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并任中央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与张澜、沈钧儒等民盟参政员一起支持中共参政员、谴责国民党反动派，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并宣布脱离国社党，后赴昆明西南联大任教，主持创建民盟昆明支部任主任委员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战后全力从事民主运动，与周恩来、董必武等来往甚密，在重大问题上联合中共争和平、反内战，并因此上过国民党保密局行刺名单后经起义将领杨阎保护脱险。

       解放后，曾以民盟代表身份出席一届会议，历任政务院委员、森林工业部长、全国政协常委、一届人大代表以及民盟中央副主席和“中国人民世界和平大会”宣传部长等职。1957年反右运动中，因在被邀请在所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民主人士座谈会上发言“成立平反委员会”，竟然天真烂漫地建议：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的“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失误偏差，还要公开鼓励大家有什么冤枉委屈都来申诉……结果与章伯钧一起被划为“章罗联盟”打成头号大右派，随即被撤销一起职务，从此淡出政治舞台，曾受邀到香港办报，未去仍留京。1965年12月7日子夜，罗隆基因心脏病突然发心绞痛，没有妻子、子女陪伴，孑然一身猝然离开人世。

       彭文应（1904-1962），江西安福人。少年留美预科清华学校求学期间，担任过清华周刊总编辑、学生评议部长，参加过五四运动；后公费赴美留学，先后获威士康辛大学政治学学士、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硕士，九一八事变后曾担任哥伦比亚留美中国学生会会长组织声援国人团结抗日。回国后，先后在上海法学院、光华大学任教并兼任自由言论杂志主要撰稿人，发表《社会主义之路比较可通》、《剿民乎？剿匪乎？》等文章，还资助过周恩来地下工作；参加上海各界救国会、宪政协进会和民主同志会等组织，曾担任民主及宪政半月刊主编。上海沦陷后，赴江西任前方日报主笔，并兼任江西省政府临时参议会参议、省立永修高级农林学校校长和南昌大学教授、总务长等职。战后回任上海临时大学教授，由沈钧儒、沈志远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积极投入民主运动，1947年民盟被国民党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而解散时出任民盟上海市支部地下组织主任委员。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警备区司令汤恩伯曾下密令“不择任何手段立即逮捕史良、彭文应”，四处躲避下迎来解放。

       解放后，任民盟上海市支部临时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委员，民盟中央委员及民盟上海市支部临工委副主任委员，民盟上海市支部第一、二届副主任委员和民盟上海市第三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二、三届代表，上海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第二、三届常委，第一届上海市政协常委，上海市第一届人大代表。上海易帜不久，周恩来到上海视察工作，军管会主任陈毅召开座谈会，彭应邀参加。周一眼看出了他，及至散会，周急步走到彭面前，口称“彭先生”，并对陈说，这位彭先生曾经在我们困难时候帮过忙，并嘱咐陈“要记住这个朋友”。 陈毅调京后，彭去开会曾受邀至到家便饭，欢谈甚久。但彭并未将此当作政治资本加以利用，作为民盟中央委员、上海负责人、上海市政协常委和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积极参政议政，乃执政党不可多得之诤友和帮手。他正是以这种磊落的心态参加“助党整风”运动的，不料最终惹祸上身。

       1957年7月9日，毛泽东亲自在上海党政干部会上点名说：“在你们上海，就是什么王造时、陆诒、陈仁炳、彭文应，还有一个吴茵，这么一些右派人物出来捣乱。”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张春桥化名“常孰”在19日解放日报上发表《质问彭文应》文章，组织人民日报、新华通讯社等围攻彭文应。同时在上海市人代会、民盟市委等场合应进行攻击，把他行为歪曲为“有纲领、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小集团活动”。

        彭秉性耿直、心直口快，在批判大会上作了两个半小时发言，一方面声明自己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另一方面继续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民主、党的领导、民主党派作用和干部政策等11个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有人把他喻为披着羊皮的狼、右派中的死硬派顽固派等，并勒令他所作种种检查，他始终不认一个错；有人奉命向他暗示， 哪怕只要低一下头、认一个错，就可从轻发落，彭也不领这份情“负隅顽抗”，并发誓说：“五次围剿时我就开始拥护共产党了……几十年没有做过一件反党的事情。相反，我在为党为人民做事。……可以用我的生命、人格及儿女担保，我不是右派分子，不曾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结果被定为“极右分子”，受到最严厉惩罚——被撤销盟内外一切职务保留盟籍，取消工资断绝生活来源并监督劳动，逐出南昌路五十五号花园洋房，八口之家迁入一户15平方米的斗室。妻子邓世瑢曾是刘海粟美专学生，受惊吓猝死于医院，时年仅四十四岁，当时彭正被批斗未见最后一面；次子彭志平被迫自杀，才十九岁。在如此凶险处境中，中共统战部官员及民盟代表乘机上门劝降，见此惨状规劝说，只要写上几十个字的检查认个错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王造时被摘帽后也来劝过他，二女儿薇薇曾跪在彭文应面前求他：“为了儿女，为了能生活下去，你就承认一下吧。”但彭仍放弃言责，坚持认为“我是你们的朋友，你们把我当敌人，我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我没有错！”

       彭文应虽然是政治学硕士，但因深受当时“科学救国”思想影响，他对自然科学也很感兴趣。被批斗后更加转向了研究科学，曾研究过糙米问题，设计过“保温饭盒”、“钩搭砖”、“两面裤”等，想以创造发明来造福人民、造福国家。1958年下半年，被集中到郊区劳动时，他声明：“我是来参加劳动锻炼的，不是作为右派来进行劳动改造的！”并潜心研究起如何改良农具，后还专程拿着图纸赶赴上海市航道局提“合理化建议”：采用“列车船”运输，可以节省燃料，提高运输效率。他背负着极右分子的沉重枷锁，尤其次子彭志平自杀身对他打击很大。他感到时日无多，于1962年初连续熬夜写就一份致毛主席、党中央的万言书，用满腔热血发出了最后的肺腑之言：“建议在全国范围内结束反右斗争，摘去全部右派分子帽子。团结起来，建设社会主义！”1962年 11月，彭心脏病加重。王造时闻讯赶来，亲自送他到广慈医院，好友刘海粟、孙大雨等人闻讯后也纷纷前往医院问候。此时，彭文应已是油尽灯枯。经救治，他的生命仅仅延续了30多天，12月 15日，彭文应因心包炎败血症去世，终年58岁。国人讲究入土为安，掘墓之罪恶不可赦，但彭文应在九泉之下也难得安宁，文革狂澜中彭文应及其妻子、爱子的墓，竟然一起被挖掘扫荡得无影无踪。

       彭文应给青年寄语：立志不怕大，做事不怕小。着眼不怕高，着手不怕低。头脑不怕冷，心脏不怕热。胆量不怕大，心思不怕细。赴义不怕前，享乐不怕后。工作不怕重，报酬不怕轻。反对不怕有，赞成不怕无。成功不怕退，失败不怕进。主张不怕硬，应付不怕软。内心不怕方，外表不怕圆。交友不怕多，知心不怕少。责己不怕重，责人不怕轻。说话不怕少，做事不怕多。语言不怕浅，意义不怕深。改过不怕快，进步不怕慢。道德不怕旧，思想不怕新。经验不怕早，事业不怕迟。成功不怕迟，准备不怕早。

       储安平（1909-1966？），江苏宜兴人。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英文系，早年曾赴英国伦敦大学做研究工作。回国先后任《中央日报》撰述编辑、复旦大学教授及中央政治学校研究员。在湖南安化县蓝田国立师范学校任教撰写《英国采风录》《英人法人中国人》《英国与印度》等作品，并兼任《力报》《中国晨报》主笔。抗战期间创办《客观》周刊《观察》半月刊任社长和主编并兼任复旦教授。解放后，历任国家出版总署专员、新华书店副总经理、出版总署发行局副局长、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宣传部副部长、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及光明日报总编辑。

      1945年11月《客观》创刊，储以“安平”署名撰写“客观一周”专栏文章，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认为国民党的腐败已使它失去了革命的活力，尤其以一党专政抗拒国家民主化进程；他承认共产党有刻苦精神，但不承认极端的社会主义能适行于中国，认为在一个讲究“一致”的政党统治下，人民是不会有真正的民主和自由的，因为人民有无思想言论的自由，是一个国家有无民主的前提。他较为笃信英国的民主制度，要求走军队国家化和民主宪政的和平道路，指出用武力相斗是难以走上民主道路的。他还希望大量培养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份子及其中产阶级，“为了达到造成一个民主的中国的目的，我们应当用种种方法以鼓励中国的中产阶级抬头，成为民主政治的干部。其中特别对于自由思想的大学教授及著作家等，应鼓励他们出面说话，建立一个民主国家所不可缺少的健全的舆论。”。同年9月又在上海创刊《观察》杂志封面英文是INDEPENDENCE（独立）、NON-PARTY（无党无派）、THE OBSERVER（观察）强调“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公平、独立、建设、客观”为办刊基本原则和主张，继续自由主义作风，以知识份子的良知和责任感，要求遵循客观、公正的原则立场，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地进行自由评说，希冀靠言论力量影响政府决策，并以此唤起社会良知。知识精英放言论事，以犀利笔锋评论时局大事，虽然刀枪环绕亦不能不冒为之，聚集了诸如曹禺、胡适、卞之琳、周子亚、宗白华、吴晗、季羡林、柳无忌、马寅初、梁实秋、冯友兰、傅雷、费孝通、朱宣咸 、 张东荪、傅斯年、朱自清、钱钟书等当时星光灿烂一群人，影响极大。1948年12月蒋介石亲自下令国民党政府查封并逮捕工作人员，酿成震惊中外的“观察事件”。次年，李宗仁代理总统，派张治中到上海请黄炎培出面进行和谈，在王造时先生等调停下才得以化解。

       1949年11月《观察》复刊，储安平仍为主编，然而，其自由主义风格荡然无存，写了三篇署名文章已毫无昔日的锋芒，刊物的基调由过去的以暴露性、批判性为主变成了以积极性、鼓舞性为主，侧重介绍战斗英雄、劳动模范、生产能手等社会的新人物、新气象。1950年5月第14期后改名为《新观察》，主编为黎澍，储安平调任新闻出版总署新华书店总店的副总经理。他在壮年时期，以自己犀利的笔向专制制度开战，然而最终放弃了此选择“因为唯有承认人民思想及言论的自由，始能真正实现民主的政治，然则吾人以此事衡量共产党，则共产党是否能容许今日生活在共产党统治区域中的人民有批评共产主义或反对共产党的自由？假如容许，则何以我们从来没有看到在共产党区域中出版的报纸有任何反对共产党或批评共产党的言论，或在共产党区域中有何可以一般自由发表意见的刊物？……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一个有无的问题了。”

       1957年4 月1日，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在共产党提出“花齐放、百家争鸣”要与民主党派“期共存、相互监督”时风中，储安平似乎恢复了40年代后期创办《观察》时的精神状态。1957年6月1日，在统战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发言，提出震撼全国的“天下”谏，随后发表于第二天光明日报的《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一文，指出：“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记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重要目的是实现它的理想，推行它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面性的现象。”而且与中央也有很大关系，并且称在百花政策後“大家对小和尚（指基层和一般党员）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指中共高层）没有人提意见。”并委婉地批评政府已经成为一党天下，国务院12位副总理中无党外人士，最后总结“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次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以醒目标题显著位置全文刊登，此文一出石破天惊，动撼朝野，（据胡乔木儿子透露）毛泽东“一连几天没睡好觉”。时任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阅后钦佩不已，称储安平是个“勇士”。1957年6月8日毛泽东起草《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全国反右斗争开始。一开始，他表示，看到台湾香港的反动报纸为他喝彩时“感到很沉重”，并表示“要认真地挖掘自己的思想根源，并且交代同章伯钧、罗隆基的关系”，并在全国人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向人民投降》的发言，后人民日报全文发表。很快，储安平被打成大右派，被撤职并送郊县劳动改造。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作为著名“大右派”，储安平也成为被“扫荡”对象。1966年8月31日与老舍同一日投湖自杀，老舍去世，储安平则自杀未遂，被造反派押回九三学社，看管起来。1966年9月上旬失踪，生死不明，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有说出家、自杀或被打死，各有猜测，成为历史谜案。

       陈仁炳（1909-1990），湖北武昌人，历史学家，5大国家级右派中唯一善终者（活着看到自己没有被平反者）。青少年先后入读教会小学、北京汇文中学和沪江大学，曾任该校基督教青年会会长。1932年赴美留学，先后获南加州大学社会学硕士和密西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上海圣约翰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后至武汉参加合唱团并任领队，曾率队赴东南亚演出，宣传抗日救亡，义演募捐支援抗日。1940年任重庆广播电台总编辑、财政部秘书等职。1945年先后为苏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教授、上海师范专科学校社会学系主任和上海圣约翰大学文学院院长，11月经周新民、李文宜介绍加入了民盟。1947年参加进步教授们组成的上海市大学教授联谊会，担任了“大教联”干事；同时，还协助民盟创办中共地下党直接领导的《展望》杂志，并担任该杂志社副社长。1948年5月22日，参加上海学联在交通大学举行的反美扶日万人大会，陈作演讲激励学生，遭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下令禁止他再执教鞭；是年10月，陈投身于转入地下的民盟上海市支部民运委员会工作，1949年3月又被任命为民盟上海市支部解放工作委员会成员。解放军渡江前夕，陈仁炳出版有文集《走向民主社会》，严厉批评国民党统治。

       建国后，陈仁炳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第二、三届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委员，第二届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届上海市政协委员兼副秘书长。在民盟中央一届四次全会上，陈仁炳被选为中央委员。1949年8月至1950年1月期间，因民盟市支部临时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闵刚候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去北京，由陈代理主任委员。以后，陈又被选为民盟上海市支部第一、二届委员，民盟上海市委员会第三届市委委员、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同时担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1957年他提出“反对乡原态度，提倡贾谊精神”，结果被当时任《解放日报》总编辑的张春桥在题为《陈仁炳的“另外一条道路”是什么？》一文中点名，后来又在毛泽东《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一文中被点名。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受到批斗，文革中受到迫害。1978年4月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但“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1990年12月9日，陈仁炳在上海去世，享年8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