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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 中国改革的真正逻辑

周其仁: 中国改革的真正逻辑

      张五常教授在《中国的前途》一书中介绍:“科斯对经济制度运作理解的深入,前无古人,且对中国的经济前途深表关怀。”书中提到科斯两篇大作,用产权与交易费用的概念阐释了制度和制度变迁的理论,有着非凡的解释力。

  有了自科斯以来的经济学发展,我发现,在中国改革的实践经验里,包含着具有很高普适性的道理,这就是广义的交易费用决定着制度的存在及其变迁。以科斯的框架和方法论来考量,我们还要对各个方向上发生的真实成本有更多了解,才能对中国体制的现状和未来得出经得起更长远历史检验的判断。

  改革的现实出发点

  现在有一个认识是,维系老体制的既得利益太顽固。这个说法当然有道理,既得利益伴随着国民经济的壮大而壮大,并且很顽固,于是改革就难了。但是,每个国家在每个历史时代都有既得利益问题,一套体制就是一个既得利益格局。问题是,中国的既得利益为什么特别顽固?

  我的看法是,计划命令体制不是从实践中自发建立起来的,它是按照一种理论构想,按照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构造出来的体制。如把整个国民经济作为一家“超级国家公司”来处理,那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经验。发达国家的市场里出现过一些超级大公司,但要让公司大到覆盖国民经济,以至于可以消灭全部市场关系,完全靠“看得见的手”来配置一个国家的经济资源,那还是差了十万八千里。

  一旦把这么个“超级国家公司”说成是“社会主义”的唯一形态,谁还能随便改一改呢?所以,这恐怕还不是一般的既得利益,而是包上了“大词汇”的既得利益。“大词汇”当头,一动就触犯了制度底线,既得利益就特别顽固,难以触动。

  其实,世界上的各种经济体制在互相比赛一件事情,那就是纠错能力。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前提是决策要对。改革无非是系统性地纠错。在一些关键领域不继续推进改革,很多社会矛盾会连锁爆发。

  浏览最近的新闻,一些负面事件让人心情沉重。这些事件反映出在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社会机体里,带有令人不安的体制性疾病。

  一个国家粮库,一次过火就是几万吨存粮。以过去的经验推断,仓储存粮数目过于巨大,与价格机制被严重干扰有某种间接的联系。现在财政对粮食的补贴,到农户头上的还不算多,但总量已经不小。这对粮食的总供求当然有影响。不补贴呢,粮食生产和农民收入似乎都麻烦,是为两难。出路之一,是适度提高粮食种植经营规模。为此需要进一步厘清土地承包权、发展土地转让权,即土地制度需要进一步改革。

  联系到当下的经济形势,总特征是高位下行。老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就是下坡时容易出问题。很多矛盾在高速增长时被掩盖,但往下行时,平衡的难度就加大了。所以,现在搞改革,难以摆开架势做最优的顶层设计,或慢慢摸到石头再过河。很多问题久拖不决,将派生出更多的问题。

  这是一个很难改的体制。本文所讨论的是,目前形势下,中国继续搞改革的逻辑。

  怎样降低这个“超级国家公司”过高的运行成本,是中国改革的现实出发点。中国的经验是通过“超级国家公司”的权力下放,重新界定财产权利。

  中国特色的产权界定

  我为什么对产权界定别有感悟?我是1978年从黑龙江农村考到北京读大学的。1980年,以部分北京在校大学生为主自发成立了一个农村研究小组,立志研究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面临的种种问题。我们见证了历史:对于8亿农民来说,包产到户才是邓小平领导中国改革伟大话剧的第一幕。

  包产到户并不是新生事物。早在1956年下半年,浙江永嘉县就出现了包产到户。但当年那个主政的县委书记李云河,因赞成包产到户而被革职,遣返老家务农。

  包产到户是一个“增加的产量归农民”的合约,对生产积极性的刺激作用不言而喻。农民和基层生产队发明了家庭承包责任制,也证明了这套办法能够有效地增加产量、抵御饥荒。但自发的合约得不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对当事人的预期和行为就有不利的影响。不稳定的预期无可避免地要增加合约的履行成本。

  邓小平的贡献,是把国家政策的方向,转向了对促进生产力的自发合约提供合法承认与保护。这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早在1962年邓小平就谈到:“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这说明,邓小平早就明白“合法承认”对特定生产关系(产权与合约)的意义。

  2002年,全国人大通过了《土地承包法》,确立了农户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法律地位。按照这部法律,全部农地的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都长期承包给了农户;“集体”仍是农地在法律上的所有者,但其全部经济职能就是到期把所有农地发包给农民。随着承包户拥有续订合约的优先权,“长期不变就是永远不变”。

  中国人创造的这个经验,让人想起了科斯在1959年提出的一个命题:“清楚的产权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我们可以说,产权界定也是合约的前提——要不是双方或多方各自拥有清楚的资源产权,他们之间怎么可能达成任何一个合约?可是,中国的实践却提醒人们:恰恰是承包合约才清楚地界定了农民对土地的权利。在订立承包合约之前,作为集体成员的农户究竟对集体土地拥有何种权利,通常是模糊不清的。在中国的现实中,合约缔结与产权界定是不能分开的。

  合约可以经由再合约得到调整,而经由合约不断界定的产权也就可以不断进一步明确其经济含义,并逐步提升产权的“强度”。后来被列入宪法保护范围的私人财产权利,最初就是从城乡公有经济的承包合约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这套经由合约界定清晰产权的办法,从农业扩展到非农业,进而扩展到城市,奠定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基础。

  邓小平本人不一定看到过“产权界定”的理论表述,但邓小平的改革之道就是坚持产权界定并寸步不移。或许有人认为,基于承包合约的产权改革远不如“全盘私有化”来得彻底。这种批评轻视了制度变迁所要付出的代价:如果过时的观念和既得利益缠住了相当多的人群,任何“激进和彻底的改革”都寸步难行。甚至,制度选择的“最终目标”也受制于交易费用的状况。

邓小平始终坚持一点,无论如何也要容许中国人在实际的约束条件下从事制度和组织选择的探索和实验。任何产权、组织或合约形式,只要被证明可以促进生产和人民生活的改善,邓小平乐意运用自己的政治威望动员国家机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标题下为之提供合法承认。

  这看起来似乎只是一套非常实用主义的策略。但是,有了自科斯以来的经济学发展,我发现,在中国改革的实践经验里,包含着具有很高普适性的道理,这就是广义的交易费用决定着制度的存在及其变迁。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或者准确地说是开放下取得的高速增长,真正的秘诀,就是大幅度通过改革开放降低制度和组织的成本。而制度成本的显著下降,则是基于重新界定产权,对经济活动绩效带来的影响。

  科斯与邓小平的会面

  科斯对经济学的主要贡献之一,是将交易费用引入了经济学分析。诚如他本人所言,这固然算不上经济学高深理论的“创新”,却“引起经济学理论,至少是价格理论或微观经济学结构的彻底变革”。在科学上,从完全意识不到交易费用的存在,到可以清楚地假定交易费用为零,再到进入对“正交易费用世界”的研究和分析,意味着完全不同的认识层面。

  正是交易费用的存在,使得形形色色的交易规则、合约及其履行、组织、制度安排——或者如科斯在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典礼上演讲时统称的“生产的制度结构”,成为经济活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科斯把交易费用引入经济学分析,也就要求正统经济学理论分析制度的建立与运行,发现作为限制条件的制度在整个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这样一来,经济学在亚当·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之后逐渐收窄的视野——核心部分甚至是仅仅关注价格决定的价格理论,就得以重新扩展,成为包括分析产业、市场、企业和其他组织、政府与国家,以及一般的在制度约束下所有人类行为的经济学。这样的经济学,才是“本来就应该是的那种经济学”。

  科斯经济学首先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影响力。这或许是因为,他提出交易费用概念的论文,研究的是企业的性质,经验基础是西方发达国家市场里的公司;他把交易费用假设为零,并以此为台阶走向正交易费用的世界,经验基础则是西方国家法治下侵权判案的司法实践。

  当科斯的名字刚刚为中国人所知的时候,中国的现实世界里既没有发达的公司,也缺乏法治的传统,也就是没有深入理解科斯经济学的经验基础。但科斯经济学包含另一个重要内容,不容易引起西方读者的注意,却引起中国经济学家和读者的高度关注。在那篇论述企业性质的著名论文里,科斯问:在价格机制协调资源配置的市场里,为什么存在靠权威下达命令来组织运行的企业?答案今天众所周知:市场的运行是有成本的,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某个权威(一个“企业家”)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

  科斯又问:既然企业可以节约市场运行成本,那么,是不是企业越大,节约的交易费用越多,经济就越有效率呢?如果废止了市场交易,经济运行是不是就达到至善的理想境界了呢?科斯的回答是,节约交易费用的行为同样受到经济力量的制约。这是因为,市场运行不免费,价格机制不免费,企业连同企业家下达命令、行使权威的协调方式,也不免费。这就是科斯命名的“组织成本”。组织成本的存在,限制了所能节约的市场交易费用的大小和范围。

  仿佛在不经意间,科斯就划清了他的企业理论与中央计划经济理论的界限。简单地说,中央计划经济的理论也是一种企业理论:随着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企业内的计划、权威和命令就扩大为整个国民经济的计划、权威与命令。由于不受企业组织成本的制约,覆盖全局的权威、计划和命令再也无须为市场交易留下任何空间,交易被消灭了,交易费用自然也就消失了。

  这样看,中央计划经济理论与“西方经济学”都出现明显的缺陷:前者完全意识不到计划、权威、命令的成本,后者则对交易费用没有清晰的概念。唯有科斯冷静地告诉我们,那对立的两极共同思维方法,是无视真实的成本限制。

  中国开始知道科斯的时候,中国面对的经济难题不是市场的交易费用太高,而是中央计划命令体制的组织成本太高。因此,中国改革的出发点,是如何解决国民经济的决策权力过于集中,计划命令的信息成本过于高昂的问题。

  我们有幸目睹了历史性的一幕:一个实事求是的经济学家(科斯)离开了“看不见的手”支配一切的理论原点,向企业家协调与价格协调机制并用的真实世界出发;一个实事求是的政治家(邓小平)离开了计划经济的教条,向市场与计划并用的体制前进——他们“会面”的地方,就是改革的中国!如果科斯教授与邓小平真的有机会谋面,“他们可能会相互欣赏”——我大胆推断。

  中国经验的真正秘密

  其实,唯有在中央计划经济这一端,“交易费用为零”才不再是一个理论假设。这是因为,当市场交易被消灭时,再也无所谓交易费用。经济付出的是另外一种成本,即全盘经济的指令出错、资源遭遇错配的超级国家公司的“组织成本”。

  科斯分析的含义是,如果交易费用真的接近于零,经济的组织成本就一定趋于无穷大——这恰恰是中央计划经济的理论特征。正是科斯对计划经济即“国家超级公司”的理论洞察力,启发了中国读者更深刻地理解中国经济和中国改革的现实。这是科斯和科斯经济学具有中国影响力的根源。

  这样看,最早触动中国经济学家的科斯经济学,重点并不是怎样通过企业组织来节约市场交易费用,而是怎样发展市场经济来节约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超级公司”极其高昂的组织成本。

  中国在实践中走出来的改革路子,即分权、重新承认并界定产权、发挥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功能、确立市场经济的法律秩序、给企业和企业家协调更大的舞台,可以在科斯的分析框架里得到最简洁的解释:重新在产权、合约、市场的基础上协调国民经济,花费的代价当然不菲,不过只要改革的成本低于原先“国家超级公司”运行的成本,经济还是会因此而增长。

  在真实成本的限制下,“用一个合约代替一系列合约”所能带来的节约是有限度的,一旦超出限度,得不偿失,那就不妨试试“用一系列合约代替一个组织”吧。

  从某种意义上说,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不受任何教条支配的社会科学的试验场。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已在分权改革中解体,但国家超级公司的碎片还充斥市场之中,与私人产权、合约和企业一起参与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以科斯简洁的概念来看,“交易费用”与“组织成本”还有许多组合,并都在继续发生变动。因此,价格机制的范围、企业的边界以及中央与地方政府管制的边界,既没有、也不可能得到清楚的厘定。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现实——人们更喜欢称之为“中国奇迹”——也刺激了理论家们的胆量,以至于任何一种猜测出来的因果联系,都可以声称找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真正秘密。不过,以科斯的框架和方法论来考量,我们可能还需要对各个方向上发生的真实成本有更多的了解,才能对中国体制的现状和未来,得出经得起更长远历史检验的判断。

  所以,我的观点是,正是改革开放大幅降低了中国经济的制度成本,才使中国有机会成为增长最快的经济体。综合起来,早已存在的成本优势,改革开放显著降低制度费用,以及中国人力资本的迅速积储,共同成就了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其中,制度成本的大幅降低,是中国经验的真正秘密。

    (本文编辑/仇江鸿,选自《清华金融评论》2014年第1期总第2期)

    中国新闻网: http://finance.chinanews.com/cj/2015/02-26/7080431.shtml

链接:

周其仁演讲

中国为什么要全面改革及改革的逻辑

(全文)

2014-05-16 10:14 来源: 网易财经

周其仁:改革仍属于半拉子工程不继续改革不行

本文是周其仁教授2014年5月11日晚,在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为MBA同学特别开设的“国家发展系列讲座”上的发言:

《中国为什么要全面改革》这个题目是举办者提出来的,比较大,但是我要讲的蛮简单。

因为就这么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对这个题目直接回答,为什么还要改革,就是改革没有完,没有完到什么程度呢?我们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从制度变化来看,成就很巨大,但还是有“半拉子”工程。很大的一个楼,样子是有了,但是在一些关键的部位还没有弄懂,这是第一个层次,对今天讨论问题的一个判断。

第二个层次是把这个问题反过来,不改行不行?难度很大,改了30多年,很多的地方还没有完成,干脆不改了,能不能应付得下去,这里边有一些思考。

第三个是讨论一下如何要进一步改,会面临哪些问题,这个改革就是说改革的逻辑,主要是这么三个问题。

我先讲讲怎么样来看现在这个改革的“半拉子”工程。因为我们说改革持续时间已经是蛮长的了,从1978年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过去了,计划经济也没有搞这么长时间,1958年有点乱,一直到1978年也就是二十年,二十年形成的体制改了30多年,还在改,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值得反思的一个农村制度陷阱

我从我自己的一些观察和研究当中分别谈谈,为什么我们这三十多年的改革还是未完成的工程?我们先讲讲这个农用地,这是中国改革最早发生的一个领域,实际上三中全会之前,内蒙等各个地方已经开始发生变革,从原来的集体耕作,慢慢改成家庭单一生产为主的单一体制,这是跟十一届三中全会差不多同时发生的,实际上可能还早一点。按道理说从观念上这已经没有太大争论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成了农村的基本经济制度,不但有当年的文件,也有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改革承包法,也就是说改革的成果已经写进法律了。每次的重大政策文件,无论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是十八届三中全会,讲到这个问题,就是要坚持这套流程的基本生产制度。

但是仔细去观察,就是在农用地方面,用来种田那块地,这里边还有一些尾巴没有解决。什么尾巴没有解决呢?就是说农民家庭人口变了以后,这个地要不要调整?这听起来是很小的一件事情,但是很大的一个困扰,为什么我们大家困扰呢?因为农民家庭人口在变,而且不同家庭人口变化趋势不一致,有的儿子娶媳妇儿进来,有的是女儿要嫁出去,老人家走……方向也不一定是一致的。所以有的家庭人口会增加,有的家庭人口会减少。人口变动,土地要不要调整?你要调的话,所谓长期不变的承诺就落空了。长期不变,会有什么后果呢?有一个今天来看或是说从将来来看的后果,土地怎么样转出去?好几亿人出去打工了,农业土地应该可以通过转包形成较大的规模,那么你要签约,这个约算不算数?从期限来看我们的改革已经很配套,一开始叫做十年不变,十五年不变,三十年不变。2008年三中全会写了叫做长久不变,长久不变的期限内,农民的土地是不是可以自由的流转?是不是可以签约给别人去种?这些制度障碍没有变。但是签约不管用啊,这涉及到人口变动要不要调整的问题。

我们城里人不太知道有这个问题的存在,但这是一个非常深的一个农村制度陷阱。

中国五千年文明,三千年农业文明,有文字的,从来没有这个制度。一个家庭人口变了就要调地,这个制度从哪来的?集体制度不能退出来,生在这个地方,所有人天生就是这块地的产物,老子的土地进了社,儿子就是社员,儿子的儿子也是社员。1986年,1987年,1988年,在贵州、遵义等地就做了不调地的试点,因为看到农民家庭不断要调地影响农民投资土地。固定地后,人就会好好的在土地上投资,上农家肥,保持地力,所以有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这个改革试点,这个试点在当地虽然很困难,但是坚持下来了。2000年我还专门回去看了一次,当年在湄潭做过调查,坚持25年,就是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大家问增加人口多的农民家庭怎么办?现在来看这个制度起到了一个作用,就是人往外面走,当地有几十万的荒山荒坡,如果土地不再分,人们就会过度依赖在这个土地上,人口多了,劳动力就会往荒山荒破去努力,所以今天湄潭几十万亩荒山荒坡开发得蛮好的,但是还是有出去经商的。

仔细看看相关法律,比如说农村实行农民自治,村庄自治,我们镇上的政府机关到乡镇这一级,再往下的行政村是村民自治写进宪法,第一条就是土地制度,村民自治,村民同意就要照办。土地怎么承包,很多农民说我要调地,那就调,不是每年调也是隔几年调一次,所以农民在这个土地上还是双轨制。用湄潭这个办法,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家庭土地承包的边界是清晰的,长久的,有利于进一步市场化契约。还有一些误区认为这个边界应该是变动的,那么对进一步发展带来好处问题,但你农民敢不敢对土地进行投资?投资了过两年这个村里说要重新调地你怎么应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最早改革的领域——农业用地里头有很多的问题没有解决。

农村集体用地一直存在制度歧视

农村、城市还有一块地叫做建设用地,这个问题就很大。今天无论是上访还是什么等等刺激人感官的新闻,都跟卖地有或多或少的关系。你说国家工业化,城市化搞建设,这些土地就是专门来搞建设,这是所有国家都会发生过的一个过程,为什么在我们这里改革了三十多年,这块地怎么利用还没有搞好。关键是一部分改了,一部分没有改。

改革的部分是1987年,1988年全国人大通过的立法。原来的土地,包括国有土地,公有制,那个时代下认为土地是不能随便改的,土地买卖,土地租赁,似乎种地要引起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我们在1988年之前的宪法、土地管理法、刑法都是制止土地流转,但这样的规定为我们改革开放引起了一个摩擦。因为外商来,得给人家拨一块地啊,人家不是国有企业,外商来落地,要办厂。所以当时就围绕着这个问题做了很多的试验和调查,参照了很多。最后一个办法所有权不能买卖,不能租赁,不能转让。但是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买卖,可以转让。

但是,全国人大在改这么一个重要的法律的时候,大家去看1988年的宪法修正,前面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所有权不得买卖,不得租赁。但是后面加的一个,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这是1988年宪法里写进去的,什么土地的使用权可以转让呢,没有讲。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两种地,一种是城市的国有土地,一种是农民的集体土地。宪法这个原则从字面上来讲这两种土地的使用权都可以转让才对。但是,当时宪法里写上一句话叫做可以依法转让。那个法在当地是没有的,宪法原则通过,然后组织起草,然后1990年才把这部土地转让的细则和规定出台,出台了以后变成了城市国有土地转让,集体的土地没有讲,也没有相应的立法。那么你到广东珠三角看实际情况,港商、台资、外资来的时候,既占了城市的国有土地,也占了相当一部分农村的,集体的。你到南海看,相当一部分的地都是农村用地,港商一来了就用,但是我们上层建筑给了法律空间的时候,仅仅给了城市土地的使用权,没有给农村的土地转让提供框架。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我们已有的城市建设用地用完了,要扩大,这些年工业增长很快,城市扩张很快,怎么办?怎么就扩大这个土地。我们改了30年,这一点上没有改,就是征地的办法。政府有权,为了公共利益可以征用农村集体用地。不是公共利益,商业的,比如批块地建高尔夫球场,不是农业用途,修一个写字楼,搞一个商场,搞一批商品化的住宅这都不是农业用途啊,是不是为了符合工业利益可以征地呢,没有很好的司法解释。但是实践当中全部是用征地解决,这个一个强制性的,不是你不愿意不行,愿意就行的,这个规定是政府有权征,政府决定怎么赔偿。那么早年政府的财力也有限,为了让政府有限的财力可以搞更多的国家基础设施,搞公共设施,所以我们早年的立法是倾斜的,向城市倾斜的。怎么表述的呢,政府征一块农民的地,怎么补偿,你这块土地原用途产生的收益,我们过去三年的收益的平均值不超过20倍,1999年土地法就是这个,这个不能怪地方政府,不超过20倍,上限发给你,下限是多少不知道,这个变成了什么呢,今天在法律框架下我们地方政府就可以一手到农民那里去征地,另外一手向市场竞拍。这种情况持续发展形成了一个今天叫做所谓的土地财政,其实不止财政,这块地拿来押给银行,从银行贷款。

这个一方面我们城市的基础建设突飞猛进,但是另外是很大程度上是对不起农民。造成了很多的矛盾都是从制度性的安排里面来的,最大的麻烦是什么呢,最大的麻烦是农民看着政府把他的农用地变成商业用地,看着地价涨起来,农民慢慢会理解这个现象,尤其是后进城市的农民率先影响。他想为什么我不能分享到一部分呢?所以就开始闹,就开始要求提高补偿。当然我们的国家法律在这个方面做过一些调整,从原来不得高于20倍,后来变成30倍,后来超过30倍经过国务院的调整可以增加。征地这个定性的事情没有改变,商业用途允许农民作为土地的所有者,把土地作为要素拿出来,参加市场活动,我们一直没有开这个口,那么你不开这个口,经济有这个需要,我们就冒出很多的法律以外的边界现象。城市周围一个城中村,城乡都接受,农家乐,集体土地,盖一些设施,主要做城里人的生意。

再往下第三步是争议非常大的小产权房,这些土地上盖,但是卖给城里人,或者是长期租给城里人,这个就变成了现在的乱象的事情,我们的首都天子脚下,周围的小产权房是没多远就可以看见,我们在北京大学骑自行车,三十分钟之内必有小产权房。

那里边还有更敏感的一块,集体的建设用地有一块是老乡的宅基地。那说到宅基地,这条线就更长了,按照正统的经济理论,生产资料是公有制,消费是不应该搞公有制啊。宅基地是生产制还是消费制啊,过去划分是消费制,所以宅基地一直是农民的私人财产。我们什么时候宣布把这块地说成是集体的地呢,是1961年搞人民公社的时候,当时提出来,毛主席最后修订,当时八届十中全会批的,通过这个文件,里面突然冒出一条生产的所有土地,包括山林、宅基地等等的都是国有的土地,不得买卖,不得租赁,不得转让。突然冒出这么一条,同样这个文件在后面的条文里面又提到了一条,农民的房子,宅基地上盖的房子是农民的私人财产,可以买卖,可以租赁,可以赠送。如果要买卖找一个第三方做中间人,就可以根据契约,根据市价完成交易。

以前的房子是可以转手的,房子和地是连在一起的,要转房子,底下的地就跟着走了,后来包括文化革命期间,农村很多房屋带转制,怎么转,就贴一个房屋的转手合同,好像没有底下这块地。事实上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上层建筑里面提供的游戏规则,实际上是天天制造一些麻烦,房屋转了,地怎么办?甲方知道没有地,都是悬空式,我的房子卖给你,大家同意,拿过去,底下那块地怎么办?好的地方给你办过户,房子过了,土地也跟着过去。有一些地方很麻烦,老乡就房子自由再买卖,底下那块地是封死的。这是讲过去。

等到城市土地市场一起来,这件事变了,城市地价慢慢往上涨,那么那些首先靠近中心城市的,靠近高地价地区的宅基地,他的相对价格已经发生变化了,总有人因为这个价格发生了变化,就做出反应。而我们的法律架构不给这个反应提供空间,没有让这个反映可以顺着合法的通道来完成,这里就派生了很多的概念问题。所以你说有多复杂,不就是一块地吗,全世界城市化,工业化都用到土地,一部分土地要转用的。事实上搞一些农业用地,总有一些拿出来盖厂房,盖城市,可是我们的框架下变成了一个及其复杂的问题,农村的一块建设用地,已经不能种粮食,种庄稼的地了,现在为止法律上定的是只给农民自己的,宅基地,哪家到年龄要一块,在农村谁不要谁吃亏。所以现在二点几亿农民进城,宅基地还在发展。如果办一个乡镇企业,占了这块地,这块地农民只能自己搞企业,企业垮了,这块地能不能弹出去,没有法律空地,唯一能做的事情是把宅基地和乡镇企业的地赠为国家所有。只有国家所有的地才可以市场,我们的市场化改革怎么办?本来挺好的经济上的事情,因为土地在升值,但是升值这套架构没有完善处理里面每一个环节利益在分配,就变成了社会化进程,城市化进程,社会矛盾也会进来,经常会冒出来很多你看了就心理发紧的,动不动哪里就要点着,动不动到门口竖一个国旗,我现在有一点经验,中国老百姓哪里竖国旗的,就是要涨价钱。为什么用这种方式咱们也不知道。你退后一看不就是一块地吗?这个就是一个要素,怎么那么复杂。那头政府征来的地,是不是用得很好呢?现在来看的话这个问号非常大。因为他的地价拿到地了,他就不会好好的配置了,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城市为什么这么发展,这次的城市化,城市得有一个边,城市不能无限的扩下来。产生的资源配置,工业配制跟我们的土地制度当中的“半拉子”工程有关,没有改到位,没有把所有的环节改到位,一个资源要取得,要有他的稀缺程度来反应,现在还做不到这点,一大片可以拿下来,只要有魄力,只要敢动用政府手里面的硬家伙,可以拿下来,下来用好了。你去看看,我们现在城市大部分的用的地铁,十到十五个亿,你看地铁修那么老远,地表上是什么形态,有的地方是脉冲式,蛙跳式的发展,农民不同意,就跳下去,插花式的发展,对我们管理社会的形成都是很有特点的挑战。从根上看就是我们这个改革有一些领域推进,有一些领域就迟迟没有推进。你迟迟不推进,你很难说服我们的国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两种土地啊,是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国有土地有流转的权能,集体土地为什么就没有呢?我们很多的事情对农村的歧视已经很多年了,这个问题上还要继续歧视下去,很多的农民和他们的领袖人物不接受。

现在的麻烦就在这个地方,他们不接受,我是没有什么意见,问题是他们不接受。他也在看这个土地的公告,也在听到土地天价的消息也知道这块地原来就是他们的地,他就要求参与,要求分享,要求他说得通,也行得通的体制,来处理城市化过程中土地增值的再分配,这是很难扛得过去的,很多的矛盾。

国企改革在停滞

我们再来看国企改制,应该说我们的改革早就开始了,从80年代的所谓的放权,实际上就是在改传统的集体制,已经有很大的进展,过去国有企业哪有什么破产的,后来市场经济以后,有民企竞争,外资竞争,市场打不过,就要破产,这个问题是1996年,1997年开始大规模的提到议事日程的,改革很不容易,前后大概六七万原国有企业,为此我们从原来的靠企业保障工人,急急忙忙建立企业社会保障。就是一开门每一个企业都挺好,通过社会统筹来对质产业结构调整,对工人状况的变化进行普查。这个改革总的说来是推进是顺利的。但是有一条,他基准上现在不改革,就是盈利国企改革存在的问题。企业亏损资不抵债,无论是社会舆论和政策都支持你改制。比如云南白药方案做了,基本上都要干了,最后叫停了。叫停的原因是整个社会对盈利的国企要改的必要性没有全面的共识。还有一个困难,盈利的国企怎么样给他资产定价,混合所有制的混合,国有资产算多少钱,我其他的民营的,自然人的可以进来,在这个平台上达成一个新的企业结构,没有提到这个问题。

国有企业一一个别去谈判当然会留下这么多问题。再加上郎顾之争啊最后都叫停了,叫停了形成了什么,盈利的国企怎么改?但是你仔细的研究盈利的国企是不是没有改的余地了呢?有的,因为什么叫做盈利啊?我们首先很多大片的国有资产,包括中石油,那个石油储备,包括我们国家通讯公司运用的网络,我们煤炭集团的煤矿储备,这些交给谁去经营都会有一个产权,有一个是租金啊,我们没有把这个从已有的国企的账上抛出来,也没有制度去收取这个属于全国人民的公共资源的租金。他算进了国企的盈利账里,这是一条。

第二条,国企是全国人民的企业,全国人民企业盈利,那个应该给股东交钱吧,我们多少年不交钱了,就把这个利放在国有企业里。当然壮大了国有企业的发展动力。但是从国有权的关系来看,对所有者的资金,国有企业和民有企业有什么区别,都交税,如果国有企业的盈利不给股东,对不对?国家财政代表着全国人民的利益,交一部分钱,怎么表明你是国企。这个问题讨论来,讨论去,好,终于同意收10%,中央大型国有企业税后利润10%交财政。

所以国企的盈利和所有制之间的关系没有完全。这两天财政部说再提高5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加上原来的10%,最后15%了,这是盈利部分的15%交给国家财政。至于说国家财政在多大意义上可以落到全国人民的口袋里去,是还有一个要改的东西,就是公共财政改革。当然了国企还有很多其他的优势。我们始终把国企看做我们国家政权,国家机关的组成部分。国企老总,你看改革到最后,股权问题,他在企业工作,他在市场里要和不确定性做斗争啊,他的竞争对手都是有接力的,我们的国企到此,2002年,2003年争论以后,这件事开始提到台面讨论,最后叫停,开始变成不管是多少万亿,不管决定是多大的影响,资本上没有约束,股权纽带上没有问题。这些问题表面和国企改革,盈利的国企要不要改,有很多的问题,实际上是半途终止,没有2003年以后进一步推进这些改革。

至于说大型国企当中带有行政垄断的,市场在进入方面有障碍的,当年是拆分了中国电信,原来一家垄断,后来改成很多家竞争,电力改成南北部署,铁道准备搞,后来没有搞成,大行业动了几个,动了几个呢,到若干国有控制竞争,到此为止,没有进一步开放。没有进一步开放,当然比不竞争的状态要进步,这是我们要看到的。但是这个进步不完全。所以像这个领域的改革,无论是观念上,政策上,法规上,可以说是没有,所以通过这次提出在混合所有制基础上往前推,产品市场把过去的全部定价的多少,工业产品、农业产品,商业重组放开了,要不说市场差别比较大。

资本市场政府管的太多太细

要不说市场,你首先资金,现在在推就是所谓的利率市场化,那么资金和利率市长化是什么状态呢?是高度控制在这个行政手里,因为你看这个贷款,谁能得到贷款?我们的国家储蓄这么多,一个方面经济结构要变化,很多的地方要用钱,要用贷款来支持经济的成长。但是在这个贷款的分布上是非常积极的,都是大型,超大型企业集团,尽管小微企业喊了这么多年,推了这么多年。

第二,早就认识到我们仅仅靠银行这种间接融资是风险非常大的,应该推动一部分直接融资,就是股权融资,但是改革了那么多年,我们现在资本市场跟我们整个的国民经济占比,所有的加在一起占整个资产的6.6%,大头还是大银行,超大银行,最后还是国家金融在后面顶着,一旦有问题,是国家行政规则的问题。这句话我听了大概二十年,就是说扩大中国的这些融资的比例,可是你看我们的股票市场,一个上海市场和深圳市场,不尽如人意,这就是为什么房地产畸形发展的原因,因为很高的储蓄率,很大的货币投放量。最后买什么去啊,有什么可投的。那么多公司,一千六百多家公司,想上市排成大队,但是监管方面是很紧张,每次IPO一开就担心这个市场被砸了,就变成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整个经济在全球表现最好,股市的表现完全相反,不反应国民经济的综合,这讲到底是什么问题啊,要素市场的改革远远没有推进,包括外汇,包括人民币,包括直接融资和期货,更多的衍生品市场,行政管得太多,太细。如果说改革前是叫做部委直接管工厂,现在基本上进入到部委管市场。交易所能定的很多事情,现在交易所根本定不了。你一个交易品种要很多的部委去会签,最后要总理签字。

我们很多的交易品种策划了20年,还没有推到市场上,一个方面是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各种融资需求非常旺盛,实体经济需要金融支持,这些问题是改革,要素市场问题上“半拉子”都没有做到。像教育、卫生、文化,这在国民经济中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你说教育竞争,什么竞争,最后是知识的竞争,知识最重要的是知识的生产体系啊。这比工厂还重要。可能我们的教育体制,某种程度上到底改了多少,这是全会提到了决定去行政化,常委会决定通过到现在,我在北京大学工作,我没有听到一句去行政化的任何一句,看不到有任何的东西。因为这先去谁吃亏啊,是不是?大家都讲,你出来宣布不讲的话,你不是很多会上不去,很多待遇就没有了,可是去行政化的教育体制,怎么样组织生产,怎么样组织。这些问题没有解决。

医改这些年在供给方面没有进步

卫生的问题,我做过一年多的研究,我们看到基本是误判,认为看病贵,看病难是我们卫生领域市场化较弱,一个时期是这么一个认识,什么叫做市场化,不是说永远收钱就叫做市场化,你准入是什么样子呢?允许不允许方方面面进来办医啊。我们的门远远没有打开,价格全部管制,全部要去送审,那很多的价格都在变动,我们单独对医务部门的很多服务价格定死的,调一次价十年。那么你街上的价是市场定,我们的医护人员不在市场里生活,他的生活成本市场定的,他的贡献,他的努力部分你是市场定价,他的供给的部分的努力怎么样达到充分点。我到很多医院问到底什么情况,说打针的不如打气的,打气的价格是市场定的,打针的价格是机关定的,机关很努力的给你定啊,考虑成本、算、实际应对。十年打气的价格发生多大的变化。

所以今天大家抱怨医院的服务不好,这个价格体系下,还有人给你打针,挺不容易的。挺让人敬佩。然后把这个一个问题的根子算到医生头上,算到护士头上,引起很多不尊重医生的事情,引起很多医患矛盾的紧张,现在怎么收场。最近不错,把药品价格的上限放掉。那么要问前几年为什么要加上呢,天天搞宣布多少,限价限价。你到现场调查,你限一批,这批药品用不了,换一个牌子就来了。你再限一批,他再换一批,就这么玩,脱离供求规律。

我们这些年医改有进步,进步在什么地方呢?就是需求扩大是一种进步,因为农村新医保,把原来不在保障范围内很多人覆盖进来,这是了不起的。但是供给方面没有进步,或者是说没有太大的进步。你先去好医院看,排队,医生的工作强度,很多说别到大医院来,到小地方医,这个问题很好。问题是他是不是就去就医了,你把很多房子刷白了,就叫医院了,有合格的医生吗,信得着他吗。我们说台湾也是这样,医改专家也是说就近医疗,台湾的记者我看还是蛮够水平的,就是在总统门口看,看总统夫人去哪里就治,全部直接去大医院,没有就近的。台湾很多的资源去搞诊所,最后医疗资源是要有合格医生,合格的护士,有品牌才能做到有效供给,不是快速的把一些地方迅速的宣布是医疗机构,患者就会认他是医疗机构。这个从医习惯有很大的顽强性。可是我们在改革当中这样看,对这些领域里边的规律,尊重是不够的。这个都会受到惩罚。台湾去看怎么样,这条也是没有成果,台湾的医改说搞得好,就是首都病人这一条,没有和改革的设计。有名的笑话就是说老张天天在这个诊所,有很多老太天天去,后来说老张没有来,他今天病了。病了就去医院,平时是社交文化场所。你这个国家收入增长那么快,城市化速度那么快,老龄化那么快,不动员很多人好好学医,好好行医,平衡不了。钟南山这次两会上讲医改,中心是医生的公益性,护士的公益性,我加一句话,还包括潜在的医生公益性,潜在的护士的公益性,现在很多院长的孩子都不学医了,社会声誉低,工作强度大,怎么样动员年轻人学医啊,这些问题不解决,过不去呢?

城市管理体制跟不上人口流动变化

城市,我们这个人口一挪动,城市化变化非常快,可是相应的体制进步非常慢,我们传统的城市的概念就是一个行政管理,农业文明的行政管理,一块地方,一片疆土,中心地区设一个管制,够级别盖一个城墙,这是我们的城市就起来了,我对于经济不动,继续起来的城市,历史上不是没有。但是那些外套的,景德镇叫一千年还叫镇,早就是大城市了。但是为什么?我们朝廷觉得他级别不够,佛山市叫做镇,中国四大古镇就有他,经济已经超过他的这个行政量级,近代唯一打破这个东西的,一个香港,一个上海,再加上沿海城市一批,后来建了租界,讲起来很屈辱。但是是冲破了原来的农业文明管辖范围的穿行政外套子的工程。

改革开放以后农民一流动,往哪走,这是有道理的,他能赚到钱,有收入,他就聚了,现在整个城市框架适应不了这个聚。适应不了,你从底下看,三万人,五万人,十万人,五十万人,都叫镇的。日本五万人就叫市。说这个里边开会研究这个问题,这个背后涉及到的内容很深,涉及到国家这个城市设立体制,谁叫城市,凭什么可以叫城市。八十年代的时候,温州最早流动起来还有一套龙岗镇,农民自发聚起来,当时超过三万人,当时还讨论能不能农民集聚就形成一个城市。可是这样的事件最后不了了之。我们整个非常硬的行政框架对这些变化反应是非常慢的。我们还以上层建筑来传统的看问题,所以带来一些大量的问题,一些地方人口结构非常高,但是管理架构上不去,相应的提供不了,还有大家非常愿意去的地方,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每次去看,预测的人口数,规划的人口数和实际相差甚远,差一个数量级。

上海市是2005年报国务院批准的,上海2020年规划人口一千六百万,现在就两千四百一十五万。离2020年还很多年,一个人一百平方米土地,配相应的基础设施,我们国有发展怎么两的。你想准备一千六百万,现在是两千四百一十五万,上海真是人仰马翻啊。都跟不上去啊。

这些问题已经大量的提上日程。80年代还做过试点,搞计划单列市,试图让我们的城市冲破原来清朝就奠定的18行省的架构,但是从全局看这种试点没有推行下去。现在的经济是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可是我们现在从行政体制上省,省会城市叫做副省级城市,很多的城市经济容量很大,管理权限,很多的事情要省里面去批准,而省里面想直截了当一点,报什么问题议不了,所以也批准不了,很多的问题都是这个问题,唯一冲破的是直辖市,没有省管,后来把重庆升为直辖市,重庆的情况好很多,就是弄一个省压着他,可是全国来看,这个城市体制,这个行政外套和这个身体不适应,已经成为了一个国民经济发展中很大一个障碍。与此同时还有很多地方的人大量的跑,衣服穿着,级别还在那,还是县,还是地,人口普查的资料我看过,2000-2010年,十年期间,有九百多个地方政府单位的人口是绝对减少,但是架子还在,我们这个架子和实际人口的集聚不平衡。这个问题不解决,当然的改革当中最困难的就遇到了这个问题了,人口一流动,我们的很多国民待遇地方化,所在某一个县,所在某一个省,社会的基本福利,城乡至今不一致,不是一个标准,我们老对国外讲国民待遇,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待遇之间也是高高低低的。这个地方财政好,就好一点,差就对不起。一流动这个矛盾就暴露出来了。因为你是一个国民待遇啊,国民待遇假设我们的基本福利要换一个东西,换一个对国家的认同。现在完全地方化,某一个县政府给的钱,我这个地方给钱,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给的钱。这个从长远来看很大的问题,所以要适当的进一步在财政改革中要适当的增加中央的事权,有一些开支就应该中央开,但中央政府是没有直接行政能力的。我们的模式就是中央管地方,地方管老百姓。中央政府到今天到底下去就是一个国税局,工作还是蛮有效的,真正给老百姓打折扣,我们中央政府没有这个能力,这是很大的传统时代的变动,形成这个变动时期,你这个国家的整合力,还有相应的财政、税收、福利、社保这些体制深刻的变革。所以我举这些方面是说1978年以来的改革成果我们都讨论过无数次,没有这个改革不可能有今天中国全球的地位。

改革仍属于半拉子工程 不继续改革不行

但是仔细观察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个改革是远远没有完成的。这个工程很宏伟,这个建筑也看着很让人耳目一新。但是仔细一看最关键的部位,有一些部位没有封顶,有一些地方基本的改革步骤还没有迈出来,如果在进一步的变化中,不仅这些问题,最后的问题,这也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但是你看看官场风气,权力腐败,那是寸步难行。你看政策一落实,所有的高档消费就下来了,这是一个记录,这说明消费到什么地方了,是成就,但是像我这样的看到这种消息,我觉得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一些部位出了严重的问题,怎么样高档酒的价格全线下去了,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多大的消费量,对市场价格都产生了影响。

这表明了问题很严重啊,权力腐败很严重的。你看现在这么抓,我看这个新闻,你随便举一个人,铁道部长也好,多少钱多少钱,数字都很大。我比较吃惊什么问题,他们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动作啊。我们曾经干的就是很正常在那上班,一上班就有好几千万。这一定是我们这个制度中出了问题。不是小问题,你不管经济总量,第二大,第一大,你比第一大大多少,这种现象很多,你过不去,因为人心当中不会接受这样的秩序,不会接受认为这是对头的。你收入提高当然很高,还要让人们觉得这个社会是对的,要没有这个感觉,收入很高,你不会觉得这个国家,这个非常的稳。

这些方面加在一起是我所说的改革的“半拉子”工程。不是我们政治行政体制没有改变,不是说我们监督机制一点儿没有进展,有,但是远远不到位。权利本身的发展含金量之间不匹配,如果不把对权力的监督推上轨道,所有的改革成果恐怕都靠不住。

讲那么严重,倒过来讲这个问题,不改行不行?有一条路改革这么难,这么难,算了,不改行不行。我想说不改还真不行。第一,这种办法试点的工程,成就有,问题也是有。这个有一个对比问题,十根手指摁一只跳蚤能按住,等到你一根手指摁十只跳蚤就来不及了,就按不住了。你看现在的体系的事情,你可以说是突发事件,这么大的国家,偶发的,概率很低。但是这种事情多了以后,你真得想跟我们改革之间的关系。你征地制度,卖地制度,政府可以一手征,一手卖。不改行不行,你将来按都按不住了。

你这个所谓的权利腐败这种事情,你将来按得住,按不住。我的结论是按不住的。你与其等到按不住的时候后悔,不如现在趁问题没有严重之前下决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麻烦,人口统计学。现在这个社会主流人口早不是我们这样的人。我是在几年前就认识到这条真理的。我们一讲改革,改革对不对,因为有一个改革前的参照,我们好歹下过乡啊,好歹经历过这个时代的所有的场景在脑子里边的记忆,所以一看改革开放就觉得这个要讲,什么毛病来看,这个进步是显著的,问题是这不是主流人口了。主流人口是80后。来到这个世界上参照系和上一辈人不一样,这个通讯,这个信息开放之后高多了,我是1985年第一次离开中国,第一次安排我去南斯拉夫,我必须先去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把我们看得目瞪口呆,按照1985年标准到现在,中国发生的变化。所以这茬人再怎么说,有一个基准。再加上七八年以后邓小平恢复高考才考上大学。所以怎么说,你对已经有了改革政策了,你总是有一个基本的东西。主流人口不这么看问题,你看主要的消费者是谁,主要的工作者是谁,我去阿里巴巴,我看每一个事业部,讲起来这个事业部都是这么年轻的人。每个事业部自己定这个游戏规则,休息的时候干嘛,我去访问了事业部,休息的时候全部打倒立,我是没有见过这个场面,一到休息的时候,都倒立,有人讲话的时候,都躺在地上,一大厅的人愿意怎么坐怎么坐,这个时代不是我们这些人的时代,他们怎么看社会,他们认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应该的,什么是可以接受的。这个事情没有,如果要跟这个东西扛,没有胜算。人口统计,还有90后,还有2000年后呢,一茬,一茬可快了,他们有他们的看法,有他们的语言习惯。这是第二条我认为非改革不可。你不改革,不能满足他们。所以大部分人怎么说他觉得听听。年轻人不一定,他的标准不一样。

第三条是我着重想讲的一条,什么叫做“机会损失”,每一个企业,每一个组织,同样花的时间,最大的力量能得到多大,如果得不到就是损失,就是丢了,丢了什么,丢了机会。

你从未来来看,中国五千年文明,今年说是第一大,但是早就是第一大了,唐朝就是第一大,然后还挺高兴。机会损失多少?应该做得多好。

所以30年改革到今天,进一步改下去,我相信以后的人会觉得很可惜。因为你能得到的东西,其实是很大的。这是我要讲的第二个层次的意思。加起来来看就是不改革不行,混不下去,此起彼伏给你出难题,给你出状况。另外主流人口变了,年轻人当道,他们的参照系,他们觉得社会应该是怎么样,越来越主导地位。第三个从我们国家长远来看,我们应该有很大的一块所得,拿不到是我们对不起这个国家。从这个角度上讲问题,这个改革,进一步推进改革,恐怕是满足不了。

怎么改革这里边有很多的讨论,第一,得摸着石头过河,现在三中全会提法要把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结合起来。我们看起来顶层设计,主要还是基本方向的确立。这个国家到底往哪一个方向走?这个东西完全是从每个人想法概括问题,要有一个整体。我们国家有过,一直是有整体想法。近代以来救亡图存啊,日本人打到中国,占中国国土,中国的整体意识是保国。等到抗战胜利以后,他是一个民主建国。1953年以后这个整体的看法现在来看升级升得过快,原来是18-20年的过渡,新民主主义,多种经济成分,发展生产力,四大纷飞,但是1953年以后把这个筹码加大,加大形成目标社会主义。赫鲁晓夫一上台,我们共产主义和苏联较劲,谁先进入共产主义。本来想快的,最后退回来一大步。

然后不认这个账,以为中国阶级斗争,通过组织不断的斗争可以冲破这个问题,然后就开始整体上所谓的到底什么是方向。文化革命的后期,周恩来为代表提出四个现代化,提出这个整体的想法。怎么叫做现代化,不是像原来想象的一个国家要先实现共产主义,你总要在当代变成生产力比较发达的国家。你总要让你的国民过上比较正常的,好的日子。要让你的国内在竞争中有一席之地,四个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包括国防现代化,这是一致的。然后是改革开放。这个整体的想法我的看法虽然不是那么清晰,但是是一直是有的,不是完全没有。麻烦就在于怎么样实现,你很多的现实问题,四个现代化,你十亿人口,八亿是农民,怎么样解决这个农民问题。解决不了,怎么样做现代化。所以这个顶层和顶顶层层,我们看顶层这个东西不要很多。但是要明确,要持久。困难是怎么样从顶层一夜当中找到呢,实现这个目标的路径呢,我相信改革是同一个问题,现在基本的目标是确定的,市场经济。民主、法制、有各种表述,但是这三个关键词一定在里边。

现在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找到这个路线来走,你像市场经济,那么多“半拉子”改革,往前推,这是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改革的问题。第二个呢,这也是我们这些年研究中国这个改革经验的一个新路子,中国所有难题,讲破天,底下都有一些办法在准备着。中国不存在完全没有办法的问题。这个道理很简单,实际上就是有一些让人难受的东西,有人难受,总会有人来找办法来解除这个难受。问题是底找到那个办法,上层认可么?我们上层建筑承认不承认,给不给政策地位,给不给法律地位。这是我们这些年改革,你说推进的经验在这里,轱辘在那里,问题也在这里,现在很多的办法改革,不是说没有办法。问题是久拖不绝,不能上升为政策。

现在北京说讨论,土地能不能流转,农房能不能买卖,到底下去看,温州的农房买卖造就蔚然成风。几十年了,问题是我们在这个现象面前提炼、概括、上升卡住了。我们老板说这个法律这么一句话,那个法律那么一句话,迟迟不修,迟迟不动。到最后说要宣布农房买卖,流转的时候,开了口子,开到哪以后呢,说本地的农业户口可以买本地农业户口的房子,从村扩大到一个县,我到底下去问,你说改革促进本县人,本县谁来买房子,没有。所以最近李克强讲一句话我觉得有道理,很多的事情不要再试点了,试什么啊。已经看明白了,下决心吧。我们现在把试点变成不改革的一个办法,实在扛不过去,试点,所以现在全国到底有多少个试点。试了以后要提炼,提炼了以后就变成政策,地方政策,地方立法,全国政策全国立法。现在法律的现象很丰富。讨论了半天有没有去看,都有。外汇买卖,你说哪没有,多少钱转不出去,多少钱转不进来,转不出去我负责。合法了没有?实际上到处都有,什么没有。

当然,反过来的现象损害他人,损害社会,这个要制止。我们有很多的现象不损害他人,但轻而易举的知道是违规违法,打击不过来。我们人口有黑人,我见过很多大小伙子说我一生下来就罚我15万,一批这样的人。黑车,有没有。我打过很多次。基本规律就是白车夫跟不上的地方,黑车就停。为什么我们合法的服务那么差呢,上海的出租车到了杭州不许拉客回去,杭州的出租车到上海也不许拉客回去,白跑好几百公里啊,路上要油钱,要过路费,他不得急死啊。然后他就想其他的名堂,就各种名堂。最后就发生了,其实就拉着客回去,然后我们说打击,违法,违规,你看我们现在违法,违规这个词出现的频率。

你总要让你的老百姓绝大多数人生活在法律的框架内,不要轻而易举的把老百姓轰到法律外面去,动多了人家不尊重你的法律,我生下来就是法律以外的,我怎么尊重你的法律啊,这一条问题在改革中不解决,我的看法就是把解决问题的东西合法化,就是这个问题。

很多的办法,用不着重新想,当然,他很粗糙,他可能一个地方行,他能不能做一点加工工作,但是这个工作不难。我们最后脑子里有一套,哪怕一定要强加,把很多人无端的宣布放在法律框架之外,这个东西治理,提出这个社会治理没有好处。

再下面一个利益和观念。很多说既得利益。所有经济体制都会形成利益,但是我的看法是观念的问题,利益是有观念的,怎么叫做利益,什么叫做损失利益。所以要高度重视这个关键领域,科斯一百来岁老人家最后研究中国,最后结论是中国参与市场开放的思想,关键是要有思想市场,不同看法可以讨论。讨论当中你让你整个社会的民主的观念逐步发生改革,你变化是重新看利益啊。你现在看我们城里人不准外地同学来考试,竞争会激烈。但是你是观念问题啊,贫穷这个领域你歧视他,你在别的领域受歧视,你高兴吗?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这个社会才能有长远利益。这个利益和观念之间是有关联的,是有观念定义。而我们这个观念的僵化,80年代开始,关键是从解放思想开始,不解放思想,很多事情就这么干,认为搞包产到户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筋很紧的话,很多就无法展开,我相信这个经验在今天是一样的。

再下一个我们讨论是渐进,但是改革也是革命。这个东西怎么做,我们在讨论进一步改革,为什么很多改革拖下来呢,就是说慢慢来,慢慢来,关键的迈不出去。是不是迈出去关键的步伐和渐进就冲突呢,这个问题有人提出来,我同意我们是在同一个国家框架下完成的,所以当然是渐进的。无论经济、社会、文化、政治都不能说一天就把事情改革出来。但是最近并不妨碍有一些动作是可以做的事情深度,力度到位一点。你看演化论,猴子变人怎么变人的,爬行,怎么站起来的。不是慢慢站起来的,慢慢站起来很难的。你说做成这个动作怎么做,他是一下子站起来的,站不住,倒下去。过一段再站下来,时间长一点,再倒下去,再站,再站,慢慢的就站住了。这是一种进化论。改革一个道理。你有的时候不试不知道,不知道能站多久,站不住也没有关系,还有下一步。你看那个六几年河南、安徽、很多地方都大面积的搞包产到户,后来我们调查这个问题,追诉像温州永嘉,发生这个大锅饭不行了,搞了,打下去,认识不一致,这个危险,后来又搞一把,又打下去,很多的干过农民都知道这件事,所以1977年第三次站起来,加上北京城里观念的变化和政策结构的调整,这个东西最后站住了。其他的关键理论改革怎么看都要运用这个。

你看我最近在上海调查这个要素市场,一千几百万个企业,这个国家,你怎么可能只为一个主板市场呢,最近融资有很多的小企业,可以通过柜台交易,店头交易来获得资金融资啊。这个问题不是今天在提的,1996年,1997年全国形成了一锅店头交易的市场,我访问过山东淄博的当时乡镇企业试验的柜台交易,55个企业挂牌在那上柜。但是后来中国就是这个,青岛一家,济南一家,全国各地有20-25家。一哄而起,有一些地方就乱象了。当时济南把一家桑拿浴挂上去了,记者写一个内参,朱镕基一看就火了,后来阿尔巴尼亚风潮,然后就争论。这是一拨吧。所以最后去看,这个场外交易,第二拨起来,全国加到一起各种各样的名目场外交易市场,不是二十几,而是三十几。你看一拨起来,闹下去了,这个风那个风就断了,停了。再来一拨,我的看法,改革和进化一样,就是一拨一拨起来,试试看,站站看,不可能渐渐的站起来,渐渐站起来更难站的一个动作,有的时候就一次做到位,时间不长没有关系。

最后一条,在座的很多都是做事的人,是我们的学生。改革这个事情,不是听报告,听北京做了什么决定,参与,前后左右能下手的下手。不要在那等,这个国家不是说等到最后靠一个人,两个人,是做不到的。十几亿人的国家,这么多领域,现在很多地方改了就改了,改了也有个好处,就是说你再改一步就释放一个东西出来。而这个东西无论对企业,对我们个人,对整个国家都会有帮助。当然了他会有风险,因为改革就是没有明确一致的意见,没有明确的法律保护情况下做尝试。还有一个根据我们各自的实际情况,能参与的就参与一把。无论是国企的改革,无论是要素市场,无论是城乡统筹,土地市场一体化,包括权利观念,包括参与到这个国家立法改革和修法改革这个过程中,我的看法在这些领域,至少我们的做事情的学员,包括在各个部门工作过的,应该是有一个很大的舞台。(本文未经演讲人审阅)

演讲教授 周其仁

周其仁老师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也是深受马云、王石、柳传志等企业家敬佩的一位教授。

他不仅是著名经济学家,更是一位名符其实的改革家。早在1980年代,周其仁老师就曾连续5年参与中央一号文件的起草,后赴英国牛津大学、美国芝加哥大学、等大学访问,专注产权与制度经济学研究。1990年代至今,周其仁老师在教学同时,对中国前沿的改革问题深入调研,成为中国电信改革、医疗改革、农村土地确权、货币改革、城镇化等多领域改革的学术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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