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是一个曾亲身经历“文革”劫难、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却令人叹惋地英年早逝的中国经济学家，以人类普世价值观、全球经济视界和世界级专业主义精神，对百年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历史为什么时至今日还老是“噩梦连连”所做的声泪俱下、情真意切、无比专业权威且饱含泥土气息的条分缕析解读。书匠以为：一个稍有真善美追求的人，一个稍有“实事求是”精神底线的中国人，一个稍有经济学专业兴趣、对民众福祉还稍有点关心的中国青年人，一个是已在正在将在中国大学读书、特别是经济学院、商学院或具有经济学底蕴商学院读书的青年学人/经济学人，都应该读读这则因来不及修改而文字尚且粗糙的读书笔记！

杨小凯：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续）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1950-1978)

3.1新政治和经济游戏规则与经济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後，共产党重复了国民党的机会主义，国民党主导的1946年国代大会排除共产党，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次新政治协商会议也排除了最大的反对党国民党。从更改国名，也可看出，新的政治秩序不是各方都同意的包容各派的宪政秩序，它不符合模糊的面纱原则，而是一派压一派的传统改朝换代模式。与美国南北战争对比，这一点就更清楚。美国南北战争後，北方获胜，但代表南方利益的民主党在国会和参议院重新与代表北方的共和党平等竞争。特别是老詹森总统时期，为保证游戏规则的公正，给与南方比内战前更多权利。这种牺牲持政党一定利益的规则选择符合模糊面纱原则，为美国後来的长治久安打下了制度基础。中国内战的结束也是宪政的结束，因为宪政最重要的条件是政治竞争游戏规则的公平性，其突出表现为失败方要自愿承认失败，这是为什么每次美国总统竞选，失败的候选人承认失败比胜方宣称胜利重要得多。而败者承认失败当然以游戏规则真正公平，满足模糊的面纱的原则为基础。英国人打败清朝时，也极有耐心，要以条约的方式得到清政府对失败的承认。其关键是条约本身是 Fair Play (玩的就是公平) 。但1949年内战结束，共产党从未考虑请战败的国民党回到谈判桌，自愿签订新条约 (或新宪法) 。这再一次说明意识形态对宪政的重要。英国人相信新教，追求“玩的就是公平”，类似楚汉相争时的楚霸王，以尊重游戏规则为要务。而毛泽东却相信成者王，败者寇的原则，看不起楚霸王 (不可沽名学霸王)，而佩服不尊重游戏规则的刘邦。由於新中国成立後的政治游戏规则歧视和迫害最大的反对党，为日後执政党的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制度化的条件，因此使一系列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的选择犯下严重错误。更重要的是，国民党至今没承认失败，中华民国一直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变成另一个中国，形成两个中国局面。1949年後，执政党将国民政府的制度和政策中社会主义因素向前大大推进，首先是彻底的土改。如前所述，现代经济学证明租佃制在自由契约制度下如果被选择，一定是适应特定条件的有效率合约安排。而共产党认为租佃制度是种地主剥削农民的制度，因此向土地投资的人不但对经济无贡献，反而是罪犯。在这种意识形态指导下於1950年在中国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不但违反了抗战中共产党作出的不再侵犯地主财产的宪政承诺，而且犯下了许多刑事罪，很多地主的财产不但被侵吞，而且在侵吞过程中，杀害了很多地主及其家属。这种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就不但是一种对经济学的无知，而且也是国家机会主义的极端，国家政权犯下反人类罪、谋杀罪。这类罪行的合法化，为日後历次政治运动中国家犯下的反人类罪行开了宪制先例。中共官方的宣传一直声称土改得到农民支援，但周立波的小说《暴风骤雨》及 Teiwes 的文献记载中都说明，相当部分农民并不支援土改 (Teiwes，1962, pp.85-88)。土改中正式处决的地主大约在20万至80万，而加上土改运动斗争会上打死的地主、富农，总共大约杀害了一百至二百万人 (见Stavis, 1963, pp228)。正如Teiwes (pp.85-88) 所记载，土改虽被宣传为解放生产力的手段，但它实际被用来作为政治动员的手段，用政治迫害作为威胁以动员群众，树立起共产党的威权。在土改後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等一系列运动中，用任意侵犯人权，不经司法程式，用党所控制操纵的群众运动来推动政府的政策等等，成为1950-1979年中国执政党治理国家的主要手段。土地改革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主要是长期的，只能从国与国长期发展的表现看出来。土地改革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人对财产权的信心，也挖掉了公民政治权利的财产权基础，对人们投资和经营私人财产和企业有根本性的影响。Mokyr (1990,1993) 从比较英法16-17 世纪的经济发展的表现及土地财产权制度的差别，得出了对土地私有权保护的程度对经济长期发展有正关系的结论，张五常 (Cheung,1969) 也发现台湾的和平土改对经济发展有负面影响的经验证据。
       而土改的短期效果由於与内战结束、秩序恢复的正面影响很难区分，所以并不易测度。秩序的恢复，使经济迅速恢复。在1950-1953年的经济恢复时期，中国政府的经济决策是国家机会主义和部分实现在内战时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的承诺的混合。国家机会主义主要表现为政府不实现在内战时期对真正民主、反对一党专政的政治承诺，而且在1950年宣布要实行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这种国家机会主义由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就开始 (见房维中， 1984, pp.1-2)，共同纲领公开背弃了共产党在内战时向民盟等大反对党作出的反对一党独裁、实现真正民主的承诺，该承诺是各主要在野党在内战中支持中共、反对国民党的条件。共同纲领从共产党保护财产的承诺後退，变为“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政策 (房维中，1984,p.2)。共同纲领提出“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私有财产，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这一宣示虽在1950-1953年起到保护私人工商业的作用，但将人分成有不同权利的等级，开了法律面前不是人人平等的游戏规则的先例。1951年底开始的“三反”运动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 及1952年底开始的“五反”运动 (反偷税、漏税，反行贿、欺诈，反盗窃国家财产危害人民利益，反暴利，反腐蚀官员)，开了用政治运动侵犯财产，迫害私人企业家人权的先例，很多私人企业家不经任何法律程式，被斗争羞辱自杀。45 万私人企业中的 3/4 被指控为有五害，不少企业家被政府的工作组关押以及被任意重罚 (Riskin, 1987)。新政府的国家机会主义行为表现在有意建立政府对经济部门的垄断和直接控制，既要当裁判，又要当球员，利用经济上的垄断特权与民争利。而这正是国民党执政时，共产党极力批评和承诺自己执政时一定要放弃的机会主义行为。新政府一执政就打击金银外汇自由买卖，逮捕了成千外汇和金银经纪商，关闭股市。没收所有外国银行和很多外国大公司，没收国民政府的公司、银行，日本人的私人企业，因此使政府直接和间接控制的工业占工业总产出的比重从1950年的45%上升到1953年的63%，政府控制的商业在1950年也占到批发贸易的24%和零售业的15%。1950年实行外贸国家垄断，并开始对重要工农业物资和外贸进行国家垄断。如部分有色金属矿砂，大豆和 43% 的土产。政府垄断粮、棉贸易的机构也开始发展 (见房维中, 1984, p33)。政府对金融和外汇贸易的垄断也被用来打击私商 (房维中,p34) 。一九五零年底的国务院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开始改变清末民国的自由企业和自动注册制度， 虽然它保证保护私人企业的合法权利，但却要求私人企业走向计划经济，为政府侵犯私人企业财产做了制度准备 (房维中,1984,p37)。
       三反五反以及其他打击投机倒把和限制私人商业的政治运动造成了官方及独立学者(Riskin, 1987) 都承认的商业萧条，使私营公司营业额下降42% (房维中, 1984, p69)，而合作社购销额下降 33% (房维中,p73)，国营商业因此库存上升 3.6 倍 (房维中, p74)。 於是政府只好又对政策调整，放松对财产和人权的侵犯。1949年後的政治运动往往以这种左右摇摆为特徵，被称为“扭秧歌王朝”和“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但 1979 年前这种政策波动是朝越来越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和任意侵犯财产和人权的方向发展。 政策波动也使人们对政府有不受限制的权力不再怀疑，他们也不再相信政府对公正游戏规则的承诺，这成为中国长期经济发展的最重要障碍。五反运动中的大规模侵犯人权是後来私人企业家于 1956 年不敢抵抗国有化运动的原因。按照交易费用经济学，这种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制造了极高交易费用，使分工和生产力的发展受到阻碍 (Sachs and Yang, 2001, North, 1981)。1951年政府开始进一步推进制度化的国家贸易垄断 (比如禁止私人出售棉，纱，由政府机构统购) 。从1953年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房维中, 1984, p103)。　1954年实行棉花统购统销 (房维中, p.124), 1955年这种政府对粮棉主要商品的全面垄断进一步制度化 (房维中,p124)，城镇开始实行粮食配给制。自此以後中国上千年的城乡人口自由流动制度不再存在，限制人们人身自由的户口制度开始实行 (房维中, p142, p151)。当时陈云等人提出垄断粮棉贸易的理由是由於工业化需要廉价农产品，需要打击私商，但实际这是一种国家机会主义行为。由於政府商业和工业企业无法与私人企业竞争，为了与民争利，采用商业垄断来使政府工业企业及官员所在的城市可以用不公平交易对农村进行剥削。统购统销不但对长期经济发展有极大负面效果，而且於当时就造成了市场严重供不应求，猪肉、蔬菜、粮食都由於统购统销的实行於1954年，1955年出现严重供不应求 (房维中, 1984, p116, p121, p139, p152)。这却成为中共要求进一步推行商业和农业合作化的理由 (房维中,p153)。当时在野的非共产党人士对这些经济效果极差的政策有相当大的反对声音，却被思想改造、肃反等政治运动和政治迫害的威胁所压制。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放弃内战时对其他在野党作出的“不搞一党独裁，不搞社会主义，实现真正民主”的承诺，正式放弃新民主主义，而将社会主义改造、农村合作化、工业国有化、共产党一党独裁作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4年宪法又正式确定了国营经济、社会主义经济的特权地位，要求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主义所有制，以发展生产合作社作为改造个体手工业的主要道路 (房维中,p125-126)。这个宪制游戏规则的根本转变，後来在1957年受到中国民主同盟几个在野党的反弹。因为这些大在野党内战时支持共产党的条件是共产党实现其对民主宪政和反对一党专政的宪制承诺。

3.2社会主义工业国有化和农业合作化　

       1954年政务院通过推动私人企业国有化的条例，这个公私合营运动首先用政治运动压力威胁私商，然後用统购统销和政府对金融、商业、外贸的垄断限制了私人企业的生路，然後再用给企业所有人象徵性股权和管理职位的办法实现公私合营，最後在文革时废止私人股权，完全实现国有化(房维中,1984,p123)。中共於1954年开始推动农村合作化，第一步是保留农民个人对生产资料股权的初级合作社，然後实现废止私人所有权的高级合作社，主要采用阶级斗争，政治工作的方式推动 (中央农村工作部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文件，见房维中, pp128-129)。
      这个合作化运动的经济效果极差，受到农民的抵制，按中共《关於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所记载：“许多地方陆续有新建社垮台散夥和社员退社的现象发生。同时许多地方出现大批出卖耕畜、杀羊、砍树等现象。” (房维中,p137) 。由於农民的反抗，中共一些高级干部主张支持自愿原则，放慢合作化步伐。但是在1955年10月的中共中央六次全会上这些“右倾机会主义”被批判，毛泽东提出强制实现合作化的具体进度要求，要在1957年初70-80%总农户实现合作化。而实际上强制执行的结果，1955年底农村就基本实现合作化。丁抒 (1996，pp34-37) 详细记载了政府干部用各种手段和以政治迫害为威胁强迫农民入社的证据，《党史研究》1981年第一期第6页还提供了初级社的社员生产资料所有权受到侵犯的证据。 因此某些中国学者指称“合作化运动以自愿为基础”的断言是完全不合史实的。
       中共推动合作化的理由主要是，个人农场不利於机械化，不利於利用生产中的规模经济，不利於为工业提供原料、粮食。这些说法都不能在现代经济学中找到支持。日本的小土地所有制，成功地实现了机械化就证明了这些论调的无知。在有自由土地市场的条件下，一些日本企业家向农民租来很多小块土地合并成大农场，雇工进行商业化、专业化、大规模经营。而由於生产力提高，土地的所有者发现租地的租金收入高於自己种地的收入。而可以自由买卖租赁的土地也便於用合约的方式进行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但是在没有完全土地私有权和自由的土地市场条件下，进行大规模机械化经营和农田水利建设就会破坏激励诱因，而小规模经营的土地承包制虽然保证了一定激励，却不利於机械化，而完全的土地私有制，自由土地市场，自由契约才能解决这类两难。没有任何经济学的理论可证明农业合作化会提高生产力，但证明合作制企业效率低於私人企业的经济模型却汗牛充栋。实际上农业合作化对经济发展起了负面影响。过去的史家一般认为中国的农业合作化是历史上第一个增加了粮食产量的例子。这种观点显然是片面的。1956年9月猪肉和蔬菜供应非常紧张，陈云承认出口未增加的情况下，大中城市猪肉供应下降，小城镇、农村集市根本没肉卖 (房维中,p177) 。1955年由於合作化全国大牲畜减少二百万头以上，1954已建成的67万个合作社，1/4当年减产 (丁抒，1996，pp34-36，《党史研究》1981年第1期，p6) 。1955年合作社耕牛死亡60%， (刘蓬勃载《农村未来》1988 年第 2 期文章) 。1955年中共中央书记处派到浙江的调查组指出“在15个县里曾发生60多起群众骚乱，开化县一个县饿死10个人，群众挖树根吃得脸肿”(《党史研究资料》， 第9集， p.698)。加上合作化时农民大量屠杀耕牛、猪羊的情况 (〈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1992年第3期p1) ，所以合作化全国统计的粮棉产量增加是以产出结构扭曲加大，猪肉，蔬菜严重短缺为代价的。因此中国的农业合作化对生产力并没有正面影响，农业合作化对中国农业生产力长期发展的负面影响是很明显的 (见萨克斯，胡，杨，2000) 。

3.3苏联式大推进工业化

      为了理解中国1959年代开始实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们须回答以下两个问题：其一是：为什么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最终被曾经采纳过它的大多数国家所抛弃？其二是：为什么这样一种体制在其最终被抛弃以前能够生存、传播，甚至取得短期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绩效？第二个问题与下列问题相关：苏联式经济体制的特徵是什么？这一小节我们先回答这三个问题，我们首先分析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体制之间的区别。
       兰格、冯-米塞斯和哈耶克(Lange, von Mises, and Hayek)之间的论战与第一个问题相关，冯-米塞斯 (von Mises，1922) 和哈耶克 (Hayek,1944a) 相信因为苏联式经济体制在缺乏市场时不能获得必要的资讯（信息），它将无法运转。他们声称制订一个内在一致的计划的成本高得不可行。兰格和泰勒 (LangeandTaylor,1964) 使用新古典全部均衡模型论证市场社会主义能够解决经济计划的高不可及的计算成本问题。在市场社会主义下，允许有消费品市场，但所有企业和生产要素都是国家所有。中央计划机关命令全部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最大化给定价格下的利润并向他汇报利润最大化的产量。然後中央计划者根据过量需求调节市场价格，直至消费品市场出清。他们相信市场社会主义能够比资本主义体制更有效地配置资源。哈耶克 (Hayek,1988) 和弗里德曼 (Friedman,1962) 不同意。他们认为，中央计划者没有激励调节价格来出清市场，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在缺乏企业私人所有权情况下，没有积极性将利润最大化，相反，中央计划者有全部理由保持正的过量需求，这能够增加计划者的权力并为他带来大量有形无形的利益。
       科尔奈 (Kornai,1980) 认为，如果预算约束是软的，管理者有全部理由低估生产能力高估投入需求，因此在缺乏企业和要素私人所有权的情况下，价格不能传达真实资讯。从而非均衡成了长期病，资源配置被扭曲了。
       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在1980年代发展了苏联式经济体制的几种理论。其中的一种被称作所有权虚置理论。华生、张学军和罗小朋 (1988) ，易纲 (1988) ，平新乔 (1988) 和孟庆国 (1988) 的几篇论文几乎同时提出所有权虚置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国有制故意在不同的机构之间分配同一财产之不同所有权部分。根据产权经济学中所有权的定义，所有权由两部分构成：排他的财产处置权和排他的财产获益控制权(正或负)(见Furuboth and Peijovich，1974) 。在社会主义经济里，财产处置权分属於计委、物价局、劳动局、政府各工业部和企业的管理者。计委对长期投资及相关的资源配置有决定权；物价局对物价有决定权，劳动局对人事安排有决定权，政府各工业部对中期投资和原材料及投入要素的配置有决定权；工厂经理对日常管理决策有决定权。所有权的另一部分，徵集收入或承担损失的权利，在财政部和各工业部之间划分，因此，没有单个人或机构对任一国有财产有完全的所有权。中国人称之为“没有真正老板的体制”或者“所有权虚置的体制”。有人论证说，在没有产权结构任何实质性改变的情况下，这样一种体制的任何分权和自由化的改革都会造成比它所解决的问题更多的问题。张维迎 (1999) 提出了几个有名的“不可能定理”：国有制条件下，真正的企业家不可能出现，政企分开不可能，预算约束硬化不可能，破产不可能有效地约束经理，以国有股为主导的公司化改革不可能解决经营者选择问题。这些文章中有一篇 (孟庆国，1988) 指出这个事实：如果没有适当的私人产权，所有权的不同组成部分在分割的机构之间的这种分配是一个必要的罪恶。这样一种制度安排模仿现代公司的控制系统，它是一种制衡机制。这种制衡系统与最高官员的重大特权相结合，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控制系统，以及管理这个系统的激励。张五常 (Cheung, 1974) 、史莱佛和韦斯尼 (Shleifer and Vishny, 1992, 1993) 发展了一种价格控制理论，这两种理论与苏联式经济体制有关。根据张五常的理论，价格控制能被用於创造租值，这是官方价格和市场均衡价格之间的差别。竞争租值将造成可能的社会混乱，直至租值被耗散为止。出於对社会稳定威胁的考虑，需要一种等级制的社会结构，它按照人的级别来分配租值。这种等级制被特权阶层用来以社会的利益为代价牟取他们的利益。这种理论意味著，短缺是为了给等级制的社会秩序提供正当理由而故意造成的 (也许在官员们的潜意识里)。 史莱佛和韦斯尼的社会主义下的普遍短缺理论， 说明短缺是政府官员抽取垄断租金的一种方法， 它能用来掩盖垄断利润，因而减少公众对垄断租金的不满，是比直接的垄断价格更好的一种方法。这两种理论能用来证明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无效。根据张五常、史莱佛和韦斯尼的理论，在一个等级制的社会结构下，如果政府的目标是利用短缺为它的垄断权提供正当理由的话，我们怎能指望它根据过量需求来调节价格呢？ 这场论战得出了市场社会主义不能运作的结论。匈牙利的市场社会主义试验验证了这个结论 (Kornai,1986)。然而，这个结论没有回答我们的第二个问题，在1930年代和1950年代苏联并没采纳市场社会主义，但它的中央计划体制不仅幸存下来，在二战後还传播到了许多国家，它取得了1933至40年间年均8%和1948至58年间年均9.4% 的增长率，这与改革时代中国的增长率同样令人瞩目 (见Sachs, Woo, and Yang)。为什么冯米塞斯和哈耶克不能预见苏式计划经济的短期成功，尽管他们正确地预见了苏式体制长期的失败。冯米塞斯、哈耶克、弗里德曼、张五常及史莱佛的社会主义分析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这个问题上。萨克斯 (Sachs, 1996) ，萨克斯,胡,和杨 (Sachs,Woo,Yang,2001) 给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答案。我们现在概述这个答案。如萨克斯和杨 (Sachs and Yang,2001) 里的斯密模型所示，经济发展是劳动分工演进的一个过程。特别地，黄和杨 (Ng and Yang,1997,见Sachs and Yang,第15章) 指出，在一个有限理性的世界里，劳动分工的演进，由社会通过试验各种劳动分工模式所获得的组织资讯，以及个人关於试验模式的动态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所决定。由於存在社会试验带来的资讯收益与试验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劳动分工的好处和交易费用的增加之间的两难冲突，所以当试验和交易的效率越高时，被试验的劳动分工的模式就越多，通过市场获得的组织资讯也越多。既然社会只能逐步获得有关劳动分工的有效模式的资讯，当人们缺乏组织资讯时，在试验复杂的劳动分工模式之前先试验那些简单的劳动分工模式，这表明经济发展是个从劳动分工的简单模式到日益复杂的模式的逐步演进过程。然而，如黄和杨 (Ng and Yang, 1997也见 Sachs and Yang,2000, 第15章) 所示，如果发达国家通过逐步的社会试验已经发现了劳动分工的有效模式，经济发展的後来者能够越过劳动分工的中间阶段而直接模仿劳动分工的有效模式。在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制度有助於由市场试验极其丰富的劳动分工模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免费组织资讯为後来者的大推进工业化创造了机会，大推进工业化有可能由并没有资本主义制度基础设施的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来实现，而资本主义制度基础设施是发现有效的工业化模式的根本。在缺乏资本主义基础制度时，通过模仿由资本主义制度创造的工业模式来大推进工业化这种可能性，是1930年代和1950年代苏联式社会主义国家能相对成功地工业化的理论基础，由於忽略了这种可能性，哈耶克和冯米塞斯不能预见到20世纪中期苏联式经济体制的幸存、传播和令人瞩目的增长绩效。
       为回答第三个问题，我们简要地勾勒中国在1959年代建立起来的苏式社会主义体制的特徵如下：
       (1) 通过保持农产品对工业品的相对低价并控制所有企业，这种体制利用全部企业的国家所有权和中央计划来获得国有工业部门的高利润。国有企业的高利润被用来模仿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和重工行业比轻工行业更高的增长率。这种工业发展模式由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所创造。依据史和杨 (Shi and Yang,1995也见Sachs and Yang, 2002，第12章) 的斯密模型，重工业的高增长率通过增加生产的迂回生产链条和生产资料行业的收入比重来实现，这是劳动分工演进的一个方面。
        (2) 企业的国家所有权和中央计划体制被用来组织综合性的工业投资规划，这些规划在对多种工业品的市场还不存在时，同时创立了许多非常专业化的工业企业，这种综合性的国家投资规划引发了劳动分工网路规模的大跳跃，这使高度专业化的工业行业种类发生跳跃。这种综合性的国家投资计划在1930年代的苏联，是通过雇用许多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家制订的 (Zaleski,1980) ；在1950年代的中国，是在来自苏联和东欧的专家的援助下完成的。这种综合性的国家投资规划十分有效地利用了关於劳动分工的有效模式和劳动分工的产业网路效果的免费组织资讯。其特例就是1950年代中国的694个大型工程项目和苏联援建的156个关键工程项目的规划，这个规划在很短时间内，在许多高度专业化的企业间成功地创建了一个庞大的劳动分工网路，当时还没有那些高度专业化的生产资料的市场 (房，1984) 。例如，作为156个关键工程项目之一，在东德的援助下，一个专业生产用於机床工业的人造金刚石的企业在郑州建成，而当时对机床的需求还不足以支撑一个生产人造金刚石的大型专业企业。这样的政府投资规划与大推进工业化理论相当一致。在苏联，计划当局对资本主义工业模式和大推进工业化模仿的文献记载能从扎勒斯基 (Zaleski,1980) 找到。列宁 (Lenin,1939) 勾勒出他对资本主义工业化特徵的理解，後来苏联计划当局模仿了它。中国的大推进工业化的记载能从房 (1984) 找到。
       (3) 中央计划当局相当系统地模仿工业标准化、大批量生产、生产线，资本主义公司里经理人、司库和会计之间的制衡机制，泰勒科学管理(在中国被称为定额管理)，以及资本主义企业发展出来的其他组织模式和管理方法。通过同一财产的处置和收益权在各工业部、财政部、国家银行、计委、物价局、物资局和其他机构之间的分割，政府建立起这些机构之间的制衡机制。中央计划当局通过这种制衡机制对整个经济建立起一个相当有效的控制机制。最高层政府和党的官员共同对计划体制运转的剩余有索取权。因此他们有激励运作这个体制来最大化剩余。列宁认为，苏联中央计划者应当把整个经济组织成一个大公司。但在这种制度的顶层，没有有效的制衡。政府和党组织在成立公司和在所有行业有垄断权，与1688年在英国创立的具有自由结社 (包括私人企业的自动登记制) 和独立司法系统的宪政秩序形成鲜明对照，那种宪政体制在政治舞台的顶层建立了制衡。由於缺乏这种顶层的权力制衡，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为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创造了很大空间。
       (4) 中央计划当局在缺乏中间要素市场的情况下，使用一套物资平衡表和一个试错调节的程式来使商品的供需平衡。这个体制能相当好的接近列昂惕夫 (Leontief) 的投入产出法所得出的结果。对於中国50年代物资平衡过程的运作，世界银行 (WorldBank,1984) 提供了详细的记录。然而，列昂惕夫投入产出法不能考虑不同投入之间的替代，它不能确定对消费品的最终需求，也不能提供使参与者显示其私人资讯的有效激励机制。罗兰 (Roland, 2000, 第一章) 综述了一些经济模型，这些模型证明，通过中央计划的动态试错调节过程得到的均衡是无效率的。
        (5) 然而，模仿资本主义成功的工业化模式和资本主义企业内部模式，是通过破坏产生工业化和组织的成功模式的资本主义制度基础设施来实现的。这是第一次中央集权化的经济制度的社会试验。中央集权的社会试验的先决条件是在设计制度安排的部门建立垄断权，这是通过暴力革命、暴力侵犯私人产权和为数众多的清洗运动中的红色恐怖来实现的。在设计制度安排的部门缺乏公平竞争意味着被选择的制度安排不可能有效。苏联式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由一个政府有意设计的第一种体制，而不是从自发的演进和参与者通过公平竞争与产权的自愿交易的交互作用中出现的。哈耶克(Hayek,1944,1960,1988)认为，有效的制度安排只能作为这样公平竞争和自愿交易的结果而出现。萨克斯 (Sachs,1996) 认为，模仿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工业化模式的策略，在缺乏资本主义基本制度时，能够产生短期令人瞩目的增长绩效。然而，当模仿的潜力已经耗尽，或者劳动分工的网路变得日益复杂的时候，这种策略的长期代价将超过它的短期效益，因为这种体制没有自我制度创新能力及相关的制度基础设施。更一般的，当经济发展的後来者试图赶上发达国家时，它通常遵循著逆向的制度发展工程学。它首先试图模仿工业化模式；接下来是经济制度，诸如私人企业的组织结构；再下来是法律体制，诸如公司法；然後是政治体制，诸如代议制民主；它也许最终采纳一些宪政规则，诸如权力的制衡及来自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和行为规范。诺思 (North,1994) ，诺思和温格斯特 (North and Weingast,1989) 指出，在英国，经济发展的最初过程是倒过来的，意识形态和道德准则决定宪政秩序，宪政秩序决定政治体制和法律体制，然後政治体制和法律体制产生一定的经济绩效。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没有一个支配一切的政治势力的地缘政治环境里，不同国家间经济绩效的差异将产生改变意识形态和宪政规则的压力。诺思相信，意识形态和道德准则的变化比经济结构的变化要慢得多。应当注意到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体制本质上不同于苏联式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国和苏联共产党之间的竞争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创造了一种制度设计层次上的制衡。因此，毛泽东对中苏竞争敏感的政治直觉，导致了他在其1956年“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提出行政分权(毛，1977a) 。这一政治竞争是中国和俄罗斯制度演变差别的大背景。
       五十年代城市中还发生了两个重要的经济制度变化，一个对经济发展有负面影响，另一个有正面影响。政务院於1954年5月6日废止了清末民初发展起来的专利制度，而采用被历史学家认为没有竞争力的拿破仑和苏联式的“生产的发明、技术改进及合理化建议的奖励暂行条例”(见房维中,p117)。1955年6月政府职员的等级森严的实物配给制改为二十九级工资制(房维中,p145)，此变化对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
    五十年代推行的新制度以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国家对经济的全面垄断和控制及侵犯财产为特徵。这种新制度在18世纪的欧洲早被证明是极没有竞争力的制度，所以十八世纪推行类似制度的法国、西班牙等国都无法与推行自由主义和宪政民主的英国竞争。但采用模仿策略推行大推进工业化却可能在落後国家与中央计划、国有企业及政治专制相容。与苏联不同的是，中共各次对非共产党和不同意见的党外人士的政治迫害都是采用群众动员，由官员和政治宣传鼓动起来的盲目群众采取不经员警机关和司法程式的恐怖主义、政治迫害，而犯下反人类罪(Teiwes,1965, pp85-88)。对这种罪行很难实行二次大战後国际公认的审判反人类罪时实行的非免责原则。中国的犯反人类罪者可将罪责推给群龙无首的群众运动，因此不易对这类犯罪行为采取类似1990年後德国对前东德政府犯下的反人类罪采取的司法行动。但是五十年代中国的工业化发展与苏联三十年代的工业化一样，相当成功。1952-1957年年均工业增长率高达18%，国民收入增长率高达8.9%，投资率在17.8%和22.6%之间。虽然资本形成率比投资率低2%至10%(Riskin,1987) 。　

3.4人民公社、大跃进和三年大饥荒

       今天中国内外的学者都同意，1958-1961在中国发生的大规模饥荒是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一个人为惨剧，不但人类历史记载的饥荒从未有如此惨烈，人类有记载的战争中的死亡人数也未超过这次大饥荒中的死亡人数，而且这是在很好年成发生的由执政者人为造成的惨剧。有学者指出，故意搞破坏都不可能造成如此悲惨的结局。中国内外的学者今天都同意，这次历时三年的大饥荒饿死至少三千万人。中国官方发表的权威的党史专著认为“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四千万人左右。” (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二卷，p.272) ，中国学者金辉 (1993) 以国家统计局发表的数字为依据计算的结果是“仅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可能达四千零四十万”。海外学者丁抒(1996, p.7)以官方资料为基础的核算也得出至少三千五百万人饿死的结论。海外学者大多同意三年饥荒饿死人数为三千万的估计，而少生的人数大约在三千三百万 (Chang and Wen, 1998, Peng, 1987, pp.639-70, Kane, 1988)。
       三年大饥荒是集权专制制度可造成的人祸严重程度的一个最好案例。由於镇反、肃反、反右、反右倾运动等一系列对反对派的政治迫害运动，中国共产党的政权成为一个完全不受制约的无限权力。对反右派运动的详尽记载见丁抒 (1993) ，对反右倾运动的记载见丁抒 (1996，pp.37-86) ，对三反、五反、镇反、肃反的文献记载见Teiwes, (1962,pp85-88)。这些运动後，政府领导人听不到社会上对他们的批评声音，只听得到歌功颂德的声音，而党的领袖对下级被迫作出的浮夸和虚报，信以为真，并予以鼓励，而对批评反对意见进行政治迫害，最後政府得到的资讯完全失真，官员们在虚假的情报和互相欺骗中度日，因而做出极端错误的决策，酿成世界史上死人最多的大饥荒。按张欣和文贯中 (Chang and Wen, 1998) 以及丁抒的文献记载，饥荒首先由大炼钢铁始。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在钢铁生产能力只有599万吨的条件下，要求生产1199万吨钢。由於钢铁厂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个产量，他开始号召全民炼钢铁， 因此在大好年成把农民壮劳力弄去做土高炉，将农民的铁炊具炼成废铁，在这个过程中大量林木被毁掉。加上毛泽东亲自制定农作方法 (农业八字宪法) ，强迫农民搞高度密植，使很多庄稼空壳，秋天颗粒无收。接著毛泽东发动人民公社运动，将农业合作社合并成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以便政府完全控制农村经济。共产党高干在他的鼓动下开始准备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在人民公社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消灭家庭，实现军事化，男人女人分开集体居住，拆毁农民的房屋，以便集中居住。湖南宁乡县拆毁五分之一的民房 (丁抒，p47)。所有社员的私有财产全部充公，因而不少农民赶在公社化前杀猪、砍树。由於各级干部在毛泽东的压力下虚报浮夸产量，毛泽东以为粮食吃不完，提出增加公粮 (实物农业税) 。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就是反右倾运动。 据邓小平1962年5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报告， 反右倾运动实际上影响到一千万人，其中三百几十万是被重点批判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党员，还有更多被划为漏网右派，地富反坏分子 (丁抒，p.220-221) 。在这种政治压力下，各级干部强迫下级高报产量，不报不散会 (丁抒，p.222)。例如河北张北县，1958年粮食产量被近4倍地虚夸和扩大，使国家徵购任务成倍增加，而实际产量与徵购数几乎相当，所以留给农民的只有土豆(《中共党史资料》, 第99集, pp74-76)。如贵州实产70亿斤粮，省委上报的却是150亿斤，安徽凤阳县1959年粮食产量是1.54亿斤，县委宣布是4.05亿斤。广西上村县委将实际产量1.44亿斤夸大为2.57亿斤 (丁抒，p.222)　根据这些虚报的产量，毛泽东认为粮食多得吃不完，又下令减少 1959年春播面积9千万亩 (丁抒，p.222)。同时在9月上海会议，中共决定增加二百亿斤徵购 (丁抒，p.223)。由於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全年的口粮在二三个月内吃完，加上减收，徵购增加，1959年春夏饥荒就开始蔓延开来(Chang and Wen, 1998)。　
       在饥荒已表面化的情况下，各级政府在上面的压力却认为这是阶级敌人捣乱，下面瞒产、私分，在毛泽东要求农民糠菜半年粮的指示下达後，1959年秋各省兴起反瞒产私分运动，捆打基层干部，大规模向农民搜刮粮食。甚至发生追逼粮食时用割耳朵、打死人、冻死人各种刑罚 (丁抒，p.225)，使饥荒更迅速蔓延 (丁抒，pp.223-228)。更有所谓「政法大跃进」，乱抓人捕人，把反对大跃进的人任意判刑 (丁抒，pp.145-147)。过去史家对这段历史多把毛的错误描述成好心办坏事，不了解下情。但据李银桥、权延赤执笔的《走向神坛的毛泽东》 (pp　225-257页) 记载，卢山会议结束後才一个月，各地饿死人的绝密电报已经到达中南海中共政治局常委们的办公室。安徽凤台县殷涧公社党委书记化名“石求明”给毛泽东写信说：“据我知道的三个公社四个庄子的人口死亡情况是极为惊人的，一个死亡占5%，一个11%强，一个15%，一个占20%多，有的村子几乎无人了，住在我们临潍关上，招收起来的被大人丢弃的儿童约三四百人，死了一百名左右。” (伍仁编《共和国大事件纪实》，第9卷，pp.64-65)。刘少奇和不少领导人都知道人吃人事件，也报告了毛泽东。他拒绝认错，又发动兴修水利高潮，要求超过1958年的规模。建筑这种水利工程过程中农民完全丧失人身自由，像奴隶一样劳动，干部打死人的事件非常普遍。基层干部大量腐化也是发生在这个时期，基层干部利用无限的权力奸污妇女，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大搞特权 (丁抒， p195, p242, pp151-152)。随便打人的现象一直延续到1961年，这也与“政法大跃进”、取消律师、陪审制度有关 (丁抒，pp152-154)　这种司法制度的倒退後来被毛泽东总结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而农村基层干部大跃进中犯下的罪行成为早期四清运动清理的重点。根据高华的文献记录 (2000，pp.56-62),　1959年饿死人的情况就汇报到北京，1960年3月毛泽东对缺粮问题作指示，1959年12月-1960年2月甘肃通渭、陇西、和政三县出现大量饿死人的现象，中共中央批转甘肃省委解决通渭问题的意见称，基层组织混进一批反、坏分子，干部队伍不纯，中央还通报了宁夏自治区处理中甯大量饿死人的意见，认为原因是民主革命不彻底，建党根子不正，党组织严重不纯。1959年各地饿死人的情况报到中央，导致1960年春，中央粮食部门和江苏省委分别派工作组去江苏宝应县调查，确认了缺粮引起大批人死亡的事实，1960年2月供省级领导干部参阅的情况简讯中又恢复了有关农村人口“盲目外流”“浮肿蔓延”的内部通报。根据一份党内绝密档，1960-1961安徽凤阳县33万人口饿死 6万 (近1/3)，发生 63 起有记载的人吃人事件。这一档後来由〈凤阳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报告〉一文发表，由香港《开放》杂志於1994年3月号 (pp.45-51) 刊出。1960年4月後毛泽东对官方媒体的狂热宣传略有不安，6月他开始觉察到或者是真正愿意面对农村的严重问题，他的最初反应是将错误的责任推给基层干部的官僚主义，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 (高华，p58)。
       1961年初毛泽东作出判断，一方面搞阶级斗争，一方面对农民作出若干让步，但死人现象继续蔓延。毛泽东支持高级干部下去调查，认为特大困难是对地富反坏右摘帽多了，土改不彻底，因此需要民主革命补课。这时周恩来也支持这一判断 (高华，p.62)。1961年危机已趋顶点，据不完全资料，1961年6月前，福建龙岩地区病人已达13.5万，1961年4-5月偷渡到北朝鲜的中国人已达4，500人；1961年夏，山东省的聊城、德州、惠民三专区，6 月份饿死人 16700人，9 月份上升到 35600人，到10月，仅聊城一地外流讨饭人数高达 10 万， 卖儿卖女者 985 人，有夫改嫁者 869 人，个别基层组织已完全瘫痪 (高华，p.60)。
       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下乡调查的结论与毛泽东不一样，他们极力主张加速调整政策。1961年5月7日毛泽东批转周恩来批评公共食堂的电话报告记录，他本人不表态，但在刘少奇强烈要求解散食堂後，毛在6－7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声称“是否参加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此後食堂几乎一夜之间全部解散 (高华，p.62, 房维中, p.992)。农民自留地逐渐恢复，集市贸易也开放。很多省区农村食堂因断粮，在中央文件下达之前即自行解体，甚至自发搞起了大包干。1961年10月贵州这个一年前大办食堂的红旗省，就有三分之二的县实行了包产到户。毛泽东最先捕捉到这股经济复苏的迹象，他又振奋起来，1961年9月，毛在庐山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困难已到谷底，形势一天天向上升 (高华，p.60)。
       现在已有足够证据，毛泽东很早就对大规模饥荒饿死人、人相食的惨状完全知情，但他脑羞成怒，变本加厉，用抓阶级斗争、政治迫害、侵犯人权的办法压制反对大跃进的意见，并千方百计寻找新的政治突破口，重新争得政治主动，这也是後来社教运动和文革中他与刘少奇等人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
    这次世界最大的饥荒并不光是毛泽东个人的罪行，而且是专制独裁的社会主义制度将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的必然後果。因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森(Sen,1977,1981) 指出世界上最重要的大饥荒并不是单纯缺粮引起，而是特权阶级在粮食短缺时将有限的粮食集中用於他们的生活，而不顾最缺粮的下层人民的急需。林和杨 (Lin and Yang,1998) 用中国大饥荒中的证据证明了这一假想。大饥荒表面化以後，各地干部禁止农民外出逃荒，用严打运动打击当时农村中普遍的偷盗庄稼以求活命的行为 (丁抒， p242)。 粮食也被集中起来优先保证城市的供应，并用恢复延安时代的等级森严的实物配给制优先保证特权阶级的需要 (房维中,p.275)。这种特供制一直维持到毛泽东去世後。根据森的证据，在一个民主国家，灾荒和粮食短缺不会造成很高死亡率，因为最需要粮食维持生命的每个下层人民由於与上层人有同等的选票，他们的声音和要求会通过民主中的政党竞争和自由的媒体反映出来，而大饥荒都发生在专制国家。这说明一党独裁的专制制度一方面是粮食短缺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在给定短缺的条件下，饿死过多人的原因。很多学者，中共干部和一般百姓都同意三年大饥荒比民国初战乱和日本人侵略带给中国人民的灾难都要深重 (高华，p.64)。这也说明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对经济发展的破坏可能超过霍布斯丛林 (战乱)对经济发展的阻碍。
       这种专制制度在中国大饥荒後更重要的恶果是触发领导危机、导致政治动乱。由於中国大饥荒证明毛泽东的政策路线彻底失败，中共党内一边倒，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否定毛泽东的政策，毛泽东被迫作检讨 (房维中,p323)。在民主制度下，这种领导危机会由大跃进失败的主要负责人下台迅速解决。但是在领导犯了错误甚至罪行时，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没有公认的政治游戏规则来解决这一领导危机，犯了罪的毛泽东仍然大权在握。而党的高层大部分人都在1961年下基层调查後不再支持毛的政策。毛的领导权威与他犯下的罪行不相容，因此他就必然用他的权力来制造政治动乱，重新获得决策权和领导权威。而在1949年消灭了反对党国民党，1957年镇压了民主联盟等反对党，及1959年镇压了党内反对派後，党内认识到大跃进错误的高级干部却再没有制度机制来制衡毛泽东的权力。　
       1961-1962年在刘少奇，邓小平等开明派领导下，中国的经济政策全面恢复到大跃进前的状况。邓小平深知国内问题的严重性，他全力支持刘少奇，1961年邓批评干部们对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贯彻不力，主张退够。邓虽然表态支持毛搞阶级斗争的政治运动，同时又提出应在农闲进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为中央政策的错误导致百姓无数牺牲而感到很深的愧疚，1962年夏刘少奇犯忤向毛进言，要求放宽政策，刘甚至对毛直言：“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书的。” (《刘源，何家栋淡刘少奇与四清运动》，《南方周末》，1995年11月20日) 。据邓力群回忆，1962年春，刘在与他淡话时也讲到“历史上饿死人的事是要写到史书上去的”，其时，刘情不自禁愤愤地说：“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邓力群，1998,pp.103,105) 。刘少奇当时还未认识到，出这种事是“镇反，肃反，反右，反右倾”运动，消灭所有反对派的必然结果。1959-61年的大饥荒对一些高级干部的刺激极深，“一想起来就胆战心惊，夜不能卧”，因为“灾区人民的凄惨，付出的牺牲，竟比战争年代还要多”，而他们都清楚“这完全是无谓的牺牲啊” (高华，p64)。而这种人民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的悲惨境况却被陈云称为“中国人民实在好，饿死人也不想起来造反”(高华，p64) 。由於高级干部与民众隔膜，陈云可能不知道社会实情，但也可能是有意隐瞒事实。史实是1960-1963年中国发生了多如牛毛的地下政党活动，其中主要有中国民主党、中国劳动党、反共救国军、一贯道，他们反对共产党的主要政治诉求就是追究三年大饥荒中共产党的反人类罪。这些地下政党活动後来都在19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消灭 (见杨曦光，1994年)。
       1961年毛泽东开始确切知道自己闯了大祸，他当时没明确反对包产到户，而是等到後来才反攻倒算。他1961年不再具体过问刘少奇等人的纠偏活动，毛也是在这个时期停止吃肉，但从内心深处，毛不认为自己有何错。他当时为全党定下调子，不许乱讲，凡乱言饿死人事，一律以攻击三面红旗论处 (高华，p64)。在这种压力下，主张面对大饥荒现实的毛的秘书田家英被迫自杀。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大跃进的失败是由於重视农业和粮食不够，提出从“以钢为纲”改为“农业为基础，以粮为纲”，又回到了中国古代失败的重农抑商之产业政策。这一决策在毛的同事主张退够，但又不能公开反对毛的政策条件下造成工业大规模收缩，很多人口被赶到农村，使城市化水平下降，甚至在国民产出连续下降三年後经济开始恢复时，工业产值还在下降。这後来成为毛泽东反攻倒算的一个理由，他称此为“工业下马风”(房维中,pp322-372) 。
       毛泽东大约於1961年开始准备反击。他1961年3月13日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彭真写信，批评刘等对公社内部关系“至今还是不甚了了”，毛看到刘的影响力正在不断扩大，“一国二主”已成定局，於是他加紧批转各类公文，要求各省市第一书记发善心给他写信，他後来果然收到张平化等一批地方官员拍马屁、主张大抓阶级斗争的信件。毛同时关心林彪健康，扶林反刘，强调阶级斗争，但表面上又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公开承认1959年以来犯了错误 (高华,p65) 。但马上又在当年的八届十中会会上鼓吹阶级斗争的路线，企图重掌主导权。1963年经济形势完全好转，工农业总产出开始上升後，中共中央开始发档限制，缩小和代替集市贸易，并否定1961年行之有效的包产倒户，自由市场等政策(房维中,p359)。

（为方便阅读，书匠对各种文本格式、个别文字断句、表达点符号稍有调整）

作者简介：杨小凯（1949-2004），曾任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CID）研究员、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