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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语录3:中国不中

 从“以国为本”到“以人为本”

 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将军说:“美国成功的秘密不在于华尔街,也不在于硅谷,真正的秘密在于长盛不衰的法治和法治背后的制度。”当谈“西进”的时候,他是一位很优秀的军事战略家,高瞻远瞩,而在这里,他却转换了身份,成了更优秀的政治思想者。作为军事战略家,他思考的是“西进的中国”对抗世界围堵的战略意义,没有几个人比他说得更透彻的;而当忧国忧民的品质让他跳到另外一个台阶,变成了思想者来思考中国与世界、中国崛起这个更大的框架时,他开始主张“内进”(解决我们制度自身存在的问题),反思我们“除了钱还有什么”的价值观念。

谈到中国必须“西进”的时候,刘将军说:“在今天,新疆之于中国,远不止地缘上巨大的安全缓冲其无可替代的能源地位,对中国的能源安全拥有极高的战略地位。尤其是,新疆是一块极其重要的战略跳板:新疆西部陆路与中亚地区接壤,南部出巴基斯坦海路可直达印度洋和霍尔木兹海峡。”“新疆除了在地缘政治上占了鳌头外,还是支持中国二十一世纪持续发展的资源替补地。”“中国西部是一个伟大的空间。向西,不仅是我们的战略取向,而且是我们的希望,甚至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宿命。优异的地理位置(接近世界中心)给了我们强大的动力。我们应当把西部看作是我们前进的腹地而不是边疆。”……这些句子给我的第一个感觉是一群生活在中心的“中国人”,为了国家强大与崛起,对抗世界围堵,而在计划向对自己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的地区挺进……第二个感觉是中国的西部并不属于中国,或者是离中国很远的一个本来不重要的地区,那里(西部或者新疆)原本是没有人的,或者至少不是我们“中国人”,而现在为了中原,或者这个国家中心的稳定,我们应该重视它了,更何况,它是一块很好的跳板……第三个感觉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印象,请大家和我一起回忆一下: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一个退休的老人像上帝一样,在中国的南海划了一个圈:于是,我们有了深圳;随后不久,上海出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又在那里弄了一张规划图,于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城市陡然间耸立在中国的东方……现在,轮到西部战略了?注意:刘将军用这样的句子谈论军事战略西进,是无可非议的,而我只是借题发挥,想谈一下一个国家发展的模式,谈谈关于国家和人民的观念,谈一个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集权国家无法走出的怪圈……

 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滑稽:海南有什么特点,大家都知道,应该如何发展,当地的人——注意,他们也是中国人啊——完全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决定。可是,由于领导人的更换,人退政息,海南特区不特了,政策偏向深圳、上海,可怜的海南,一等就是20年——其间,到处都插着布满灰尘的“东方的夏威夷”、“中国巴里岛”等牌子,你能和夏威夷相比吗?你永远成不了夏威夷,因为夏威夷是美国的中心,你知道吗?你海南岛只不过是铁公鸡下面的一坨鸡屎而已!然后就是新疆,但我们看到的不是新疆,也不是居住在那里的中国人,我们看到了资源,看到了中亚的局势,看到了几十年后世界格局与中国之地位,看到了美俄土耳其在那里争霸,看到了它的不稳定对“中心”稳定的冲击……于是,我们要挺进、开发、发展新疆,要把它当成“腹地”,当成家乡……你真没有发现这种逻辑背后的滑稽与悲哀之处吗?不是自古以来,新疆的土地上正如海南的土地上一样,生活着中国人吗?为什么只有当国家需要的时候,我们才去开发?或者才给政策允许他们自己开发?而在这之前,只是在“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口号中才让我们感觉到他们的存在?这种逻辑背后的理论就是“以国为本”,国家成了主导14亿人的中心,甚至“国家”被抽象出来,所有的人,所有“地方”,都成了国家的附庸,为国家而存在,为国家而开发,为国家而牺牲而落后……你那个地区是否应该开发,民众该过什么样的生活,得看是否符合国家利益,是否符合“全国一盘棋”的大规划。这是我们特有的现象,你去美国夏威夷问一下当地人,他们一定告诉你他们就是美国的中心,你到美国阿拉斯加去问一下,当地的石油资源首先是给当地人带来了巨大的利益。我们提出“以人为本”,是就是用来纠正“以国为本”的观念的,当然,路还有很长。甚至连刘亚洲将军这样优秀的思想家也没有跳出这个圈子,当他从国家战略思考到西部开发,思考的民族政策的时候,他依然是把新疆当成了一个“跳板”,当成了一个前进途中的“腹地”,他却忽视了,新疆本来就应该是居住在那里的中国人的“腹地”,从这个跳板上起跳的,本来应该是西部的经济发展,是西部人的生活改善,而不是“国家崛起”……当然,当刘亚洲将军后来从政治思想与制度角度检视自己提出的西进战略时,他得出了让我们感觉有些脱节的结论。

当我们说“以人为本”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看看我们经济开发与发展模式,就会发现,“以人为本”还远远没有融入我们的执政理念中,更没有融入民众的价值理念之中。我们一直在“以国为本”,而当国家成为中心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人都被国家所代表,而所有的省份,其实都成了“边疆”,即便是处于中国中心位置的湖北河南等中原地带,可在改革开放后的20年里,其发展速度几乎比不上任何一个东南沿海的“边疆”城市,因为没有政策,他们又不能自治……其实,以人为本就是以海南人为本,以武汉人为本,以新疆人为本,以香港人为本,以云南人为本……不是由自以为代表了国家与人民的人居高临下地“以你为本”,而每个人都以自己为本。只有当我们做到这样“以人为本”的时候,我们才能体会到中国之大与中国之美,我们才能回答如下的问题:中国的中心在哪里?是在北京还是上海?是武汉还是南京?

我也有机会在美国与澳洲生活了十几年,我对他们州(相当于中国的省)的自主性与自治程度感到惊叹。作为移民,我们都会选最大的城市定居,因为那可是这个国家的“中心”啊!可久而久之就感觉到:这些国家,由于各地高度自治,以及每个人都自觉的“以人为本”(也就是以自己为本),结果,大多的澳洲和美国人都会告诉你,他们住的那个地方,就是“中心”,或者说,他们根本不买“中心论”的账。没有人会说华盛顿与堪培拉是那两个国家的中心,也不会有西雅图的美国人等着国家去开发这块“边疆”,澳洲南边的小岛塔斯马尼亚也不会苦苦等待来自堪培拉的政策…… 那么,中国的中心在哪里?我们都期待这样的回答:中国的中心就在你站的地方,就在你所在的齐齐哈尔、呼和浩特、海口、香港、乌鲁木齐、南宁、青海、台北等各个中国领土上!

常常听到有人说:中国很大,所以很难管理。但中国发展到今天,是不是该转换一个思路,让各地政府和民众来管理他们自己?中国的香港和中国的内地很不一样,我同样有幸在那里工作了好几年。当我在那里的时候,接触过不少来自内地的领导干部(有些甚至有权做出对港决策),现在回想起来,我都有些不寒而栗:他们中有几个真正了解过香港、理解过香港人?他们到底凭什么制定香港政策? 新疆出事的时候,我听到最让我难过的一句话是:他们想……“他们”是谁?在很多同胞口中,“他们”是和我们不一样的中国人,甚至都不再是“中国人”;他们要分裂中国,要破坏我们的和谐环境,“他们”不以大局为重,和外人勾结,有些竟然认为自己就是那个地方的主人…… 当然,中央对香港的政策决策,我还是很欣赏的,尊重了港人意见,体现了港人治港。但更让我欣赏的是,我们在新疆也调整了政策。其实这个政策并不难调整,只要你走出办公室,放下身段,真正走进新疆的中国人之间,同他们一样生活、工作与思考,你就会知道,他们想什么,他们要什么,他们讨厌什么…… 而当你了解到这些的时候,你就会意识到,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中国人,只不过,他们也认为新疆就是中国的中心,他们是那里的主人!但你不用害怕,因为,当他们自豪地认为自己所在的地方——新疆(海口、香港、武汉、上海……)就是中国的“中心”的时候,你不用为了“中国”而去开辟、开发边疆,中国的和谐也会如期而至!

从“首都中心”到“北漂人群”

北京作为首都已经几百年了,一直是中国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中心,各种资源的集中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尤其是这些年,政府把几乎所有的决策部门与权力精英都集中到北京;靠权力扶持起来的北京的大学成为全国最大、最强的;各种人才也都往北京挤;有报道说北京的人均公共设施竟然是全国人均的20多倍;北京还拥有全国最好的医疗条件,使得北京居民人均寿命都高出全国任何一个城市与地区……按说,这样一块“风水宝地”肯定是人才辈出,在思想、科技与文化等领域,都会涌现出一批引领全国的“北京人”;然而,只要粗略估计一下就不难发现,北京当地这类人才,相比全国多个地区,不是多而是偏少

甚至那些蜂拥到北京的外地人才,到了北京后也渐渐失去了原本的锋芒思想与创新精神。就拿我自己比较看重的思想、媒体与学术领域来说吧,全国各地的“大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与规模向北京集中。早些年我回到外地某个城市聚餐,总能凑齐一两桌,可现在再过去,得到的答案往往是“某某进京了”。而到了北京,整整10天时间,每天中餐晚宴各一大桌子不停换人饭醉,临走才发现,有好几个“大佬”还是被漏掉了……权力、财富与知识都被有意无意地集中到几个中心城市尤其是北京,对于我们来说,生活或者常常来往于这些中心自然很重要;然而,当前这种“集中”并非正常现象,背后有权力与制度的运作,与集权有分不开的瓜葛。所以,这种集中也就有了无法估量的副作用。例如有些有识之士涌到北京,原本是想靠权力中心近点,想办法影响、感化权力,可不知不觉之中,他们却被强大的权力同化。可惜得很啊。这些也许你没有察觉到,那恐怕是“不识庐山真面貌,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缘故吧。

 现在回想起来,我走过的路,一直是从中心到边缘,再到中心,又逃离中心,回归边缘这样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对我人生与思想的影响,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我的老家湖北随州,从地理位置上看,恐怕是中国当之无愧的中心,发现曾侯乙墓后(编钟文物出土地),从历史文化上也被证实是最古老的中心之一,然而,至今我都没有能够适应它的保守、落后与一成不变。就在我“走遍中国”到处传播理念的时候,让我郁闷的是,我家乡随州那块地几乎依然属于离我传播的理念最遥远的“中心”。我对家乡甚至怀有一种恐惧,1983年我考上复旦大学来到上海后才发现,在我家乡弥漫的“唯成分论”与浓烈的阶级斗争几年前就已经从上海滩消失了。对于我来说,“文革”是我离开家乡的1983年才结束的。而对于我的家乡人来说,我真不知道他们至今是否完全走出了“文革”的阴影逃离我的家乡这个中心来到当时海派文化的上海,是我人生的第一步。当时我并没有什么价值观点,也无任何政治追求,甚至对当时充斥大学校园的西方思潮与各种启蒙讲座毫无兴趣,只不过因为学习国际政治,才知道了中国不是世界中心,政治并不只有一种。由于学习政治,也因此毕业后自然而然想到权力中心北京工作。可到了北京,才感觉到我与这里的文化和环境格格不入。在患过一场肺炎后,我以气候不适(实则是政治气候不适啦)逃离北京,来到中国最边缘的地区——刚刚建省的海南岛。这种从中心到边缘的大逃亡,恐怕只有古代几位被贬谪到海南的思想者与文人(如高僧鉴真和尚、文豪苏东坡以及王义芳、吴贤秀)才能感觉到,只不过我是逃离中心,自我边缘化。从京城到海口,反差之大,几乎是判若云泥。我在海南同成群结对的性工作者以及王石、潘石屹这些冒险家一起过了几年如鱼得水的生活,呼吸了几年夹杂祖国南海腥味的自由空气。不过,好日子不长,随着主张建设海南特区(尤其是“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派失势,海南这个偏远特区渐渐被“中心化”,一个才六百多万人口的的弹丸之地,短短几年就被“北京化”,副省长一大堆(我当时跟在好几位屁股后面提包),各种党政机构设置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那时我第一次感觉到,在一个集权国家,中心的力量无处不在,它集中的不受限制的权力,会以中心的意志塑造周围,哪怕是最边远的地区,也无法逃脱中心的掌控与捏弄。最终弄得所有地方都同中心一样共呼吸、同命运。强大的“中心”以这种方式看似把自己弄得很强大,其实也给自己绑上了枷锁,以致只要帝国的任何一个地方出问题,立即会波及中心,一起玩完1992年之后,我开始到中国领土上可以说是最边缘的一个地方生活与工作——香港。说香港是最边缘的地区,当然不只是地理,更多的是政治与文化上的意义。在香港断断续续工作到1997年,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改变,再也回不去了——同样不仅仅是地理上无法回到大陆,更是精神与思想上。我从一个在官场里养成一身坏习惯、全身名牌的近似纨绔子弟的家伙一下子变成了关心政治、国家与他人的理想主义者。这恐怕主要源于我的经历而不是学识,其中最重要的经历就是从中心到边缘以及再回到中心的反反复复的折腾

于是,几乎是顺理成章的,我来到了世界的中心——华盛顿。对于一个从事战略与情报工作,追求新思想、试图探索发展中国新路子的初生牛犊来说,华盛顿给我带来的知识、思想、人脉等等,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如果说当时的北京是中国的中心,华盛顿无疑是世界的政治中心。然而,我好像天生与中心格格不入。稍微在华盛顿呆久一点,我又感觉到气闷与不适,又陷入到身处中心而带来的危机之中。举个我多次提过的例子,华盛顿集中了美国政界最优秀也最有影响力的“大脑”,我这一辈子见到的能够决定世界政治命运的人物,加起来恐怕也没有在那里的智库中工作时一年见到的多,可是,问题恰恰在这里,这里的大佬们太过“中心”,以致他们评判、决定世界的方式方法引起了我的警觉与反感。我对大家讲过,我曾经同美国国防部那些高官与智库精英争吵过,我当时说,你们太自以为是,太以美国、以华盛顿为中心,完全不把世界放在眼里,这样不行,你们会遭到挫折甚至失败的。我甚至当场警告他们,你们的大中心主义,会让华盛顿不那么安全,迟早会有恐怖份子对你们下手,而部分责任就在于你们的大中心思想。我当然不仅仅是威胁他们,因为我当时就做出了一个决定,我的儿子不能生活在华盛顿。当我把老婆儿子从世界中心华盛顿转移到也许是西方世界最偏远的地方——澳大利亚悉尼后不久,在离我当时住的华盛顿公寓(水晶城公寓)不远的五角大楼就遭到了恐怖份子的袭击(911)。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当我离开美国以致世界的中心华盛顿后,我突然更清楚地看清了美国与世界,正如我离开北京后对北京有了更深的认识一样。

 直到今天,我依然习惯生活于世界各地的“边缘地带”,站在边缘观察、思考中心与世界,有一种高高在上的自由的感觉。说起来你可能不相信,由于工作的需要,我每年都需要到北京住一段时间,可是每一次当我住到20天左右时,我就浑身不舒服,必须远离京城一段时间,思维才会恢复正常。北京当然有很多优秀的“大脑”,但我也观察到那些从外地移民到京城的优秀人才,发现他们渐渐有了京城的味道,不客气地说,就是不知不觉地沾染了“皇气”,思想也许还是那么锐气十足,也不乏一些新的观点与感受,但考虑问题时却不可救药地再也无法摆脱当局强加给他们的一些有形的条条与无形的框框几千年的专制与集权制度对文化与社会的方方面面的侵蚀,恐怕超过了我们的预想。就拿皇城根下的居民,表面上看,他们见多不怪,对权势也有一种表面的油滑,然而,接触多了,才发现他们是最有“奴性”的一群。史书上多次记载,那些皇城根下的民众,本来见多识广,且有痞子味道,但正是他们,远远见到宫廷车轮的烟尘,腿儿就发软了反而是离京城越远的草民,也许营养不太跟得上皇城根下的臣民,但脊梁骨却最比较硬的。我们也看到,历朝历代揭竿而起推翻京城皇帝老儿的,也大多是离京城很远的刁民。其实,在学术与思想界,也大多如此,不用说中国最伟大的文学、文化与思想都不是诞生在京城和附近,即便是京城的文人与思想家弄出点我们今天还在传颂的东东,也一定是被皇帝流放到边远地区才有的惊喜;过去百年启蒙思想家如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都来自广东,并不完全是因为那里更接近西方,更主要的是那里是中国离天朝权力中心最远的地方。每次在北京城散步,从一个门庭威严的权力部门到另一个戒备森严的权力中心,自由思想与独立精神多少受到一些压迫或者压抑。

 关于北京人及北漂人,有种种评论很有意思,这里仅列举一二。当局把“大脑”集中到京城,便于管理也便于奴化。就拿媒体来说吧,世界上哪里有一个国家把互联网的总部都放在北京?这明显是便于人家管理吗!有些紧紧向皇城靠拢的所谓学者专家,其实他们本身骨子里就流着奴性的血,他们来北京不是为了自由思想,而是想靠自己的那点思想找到主子,投靠当权者,最好能捞个一官半职。至于北京人,北京早就不是你们的北京了。既然他们在北京纳全国人的税,且指挥命令全国人,北京怎么还是你们的?你们可以搬出去,或者把他们赶出去……;城乡二元、户口制度以及资源过分集中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地,客观上是害了这几个地方的居民,让他们享受比其它城市多了二十倍的公共资源,高考分数线比湖北、江苏等地低了近一百分,这样的地方能出人才吗?再这样搞下去,连奴才恐怕也出不了(奴才是需要有溜须拍马的功力的),恐怕只能出庸才啦。有人在说到北京土生土长的人时,从语言对儿童智力的开发解释说,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的人,从小学入学就开始学习两种语言:当地语言与普通话(以北京发音为主的官方语言),只有北京人只需要一种语言,北京方言;一个人从小学习第二种学习语言(包括发音)对大脑的早起开发都很重要,仅就普通话而言,让北京土生土长的人输在起跑线上啊。由于北京的种种便利,大脑往那里挤,大胸脯与大款们也往那里冲,甚至连 屌丝都赖在那里不肯离开,结果,首都成为“首堵”,污染也一年比一年严重,上个星期出差北京开会,我发现那地方已经不太适合人类居住,哦,我说的是正常人类。北京这种环境,已经快要培养出一个不太正常的族群了,从生理与心理学上说,一个上下班被挤得不能脚踏实地,吃一顿饭就要在路上耗费两个小时生命的地方,生长出的生命一定有些怪异的,更别说他们的思考方式与思想了。

 今天从香港乘坐飞翔船到澳门参加首届“澳门中欧高端对话”,一(水)路上,看到一个一个美丽的小岛从身边闪过,引发了我对中心与边缘的思考:中国有如此多的美丽小岛,我们往往视而不见,但“中心”弄出了一个钓鱼岛事件,竟然主导了全国几个亿民众的思想。到了澳门后,看到参加会议的来自中国大陆的专家、学者与媒体人代表,几乎90%来自一个只占中国人口六十五分之一的城市,才有此联想。

链接:杨恒均

2010-8-11 于中国的中心在哪里?

2013.1.20 澳门:我的边缘人生:远离中心,珍惜自由与生命

http://blog.renren.com/share/31599603/3034062497

http://www.aiweibang.com/yuedu/3638876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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